“家”诞生于人们对于勤勉与安逸之间关系的想象,风与水相互流转的信念支撑了整个家的构架。
“家”诞生于人们对于勤勉与安逸之间关系的想象,风与水相互流转的信念支撑了整个家的构架,在这个构架之下,家如同一个小小的帝国,上演了基于日常生活的繁杂琐碎却又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权力戏剧。家居的日常格局背后,隐藏着家庭内部涌动的各种张力。
猪的信念 The Faith of Pig
家(家庭、家居和家园)是人世间最细小的王国。它是子宫的粗陋的代用品。在被母体粗暴地推出之后,人毕生都在构筑新的家园。那些用物理建材(土、石、木)围筑起的子宫式容器,可以收纳包括人在内的基本生活欲望。而跟自然子宫截然不同,家是人惟一实现其主体性的自创空间。在残缺不全的创造中,人书写着回归母体的梦想。
人是家的拥有者,却不是它的第一居住主体。根据汉字“家”所描述的场景,在“家”字被创造出来的年代,猪就是这细小王国的君主。汉字向我们明确描绘了那个迷人场景:在带有烟囱的屋顶(宀)下,猪(豕)在安详地沉睡。它是财富(家畜、锅盆衣物和被褥等)的象征,指代了人所拥有的全部物资——土地、房舍、器物、牲畜和钱帛。在农耕文明的早晨,温顺的家猪就是幸福的最高标记,界定着富有的“中产阶级”农民。家的语义就这样从历史迷雾中浮现了出来。它首先是一座陈放财物的仓库,其次才是人所安栖的居所。这种汉字的内在叙事,溢出了后世对家的基本定义。
但另一种更戏剧性的阐释却声称,猪正是人关于其自身的隐喻。猪就是那种跟猪的幸福指数非常近似的人,他据此在食物和睡眠中打滚。这是最原初的农夫的梦想,它要在劳动者面前赞美摆脱农耕的愿望。像猪一样生活,意味着猪的伦理战胜了农夫的伦理。而这种慵懒人格,却意外地推进了文字和书写的诞生。黄帝之臣仓颉所从事的书写,就是对农耕运动的背叛,由此触发鬼神的忧戚和哭泣。在慵懒性与辛勤性的剧烈对抗中,文明开始向精神的空间飞跃。
正是那些历史谣传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早在黄帝的岁月,亚细亚的家居哲学就已经露出暧昧的表情。它试图向我们推销二元论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要求农夫们开展辛勤的种植(养殖),以此积蓄财物(食品),一方面又竭力推广猪的经验,探求逃避农耕劳作的契机。这是养殖者和被养殖者的双重人格,它破裂在仓颉造字的时代。这是最初始的自我裂变,却像基督教原罪那样,坚硬地支配着家居的历史营造。
亚细亚家居的格局就是如此形成的。越过数万年的缓慢打磨,它在明代民居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构形。那些遍及远东地区的广义四合院,拥有各种不同的区域类型。在徽州民居的天井四周,紧密环绕着三个方向的屋宇,被称之为正厅和左右厢房。天井(院或中庭)是住宅的核心。它是向上的,采集光线和来自神明的旨意;它也是向前的,接纳来自大门外面的客人;它更是向后和左右延展的,通往主人、家眷、仆佣的住房,甚至通往更深的后院。天井是道路的中心,是转折点和十字路口,是家庭内部的里程碑,是儿童游戏室和家族聚会的公共空间。它仪态万方地站立在门后,等待着人的占有和主宰。
被铁皮包裹的坚固大门,被装上了多重门闩。这些构造复杂的装置,强化了家作为财产仓库的语义。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大步推进徽州民居的这种密闭性(加高院墙和收缩天井尺度),以此适应城市用地紧张并防范地方匪患;而北京的四合院则由于土地廉价和治安良好,转而向敞亮性发展,形成更加阔大的中央庭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进程。四合院建筑在清代发生了分裂,朝着各自的功能和哲学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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