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的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痛哭了好几天。

　　但毛泽东后来却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7年11月14日，吴晗终于将梁思成的痛苦演变成了政治问题，他写了一篇抨击“右派分子”认为文物保护“今不如昔”的文章。梁思成此时因为彭真的保护而逃脱了成为右派的命运。梁思成曾对彭真说过：“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梁思成知识分子的天真跃然纸上，落后于先进，不过是他人的说法罢了。彭真对梁思成的回答却颇有意思，他对梁思成说：“你若是个皇帝，一定是个暴君！”

　　吴晗

吴晗

　　在建国后，北京最初的城市改造中，执行者是吴晗。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人。1931年，吴晗因写成《胡应麟年谱》被荐至清华大学史学系当工读生，专治明史。期间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1934年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专讲明史，正是这一年，吴晗因《胡惟庸党案考》而在学界一举成名。吴晗本是梁思成的校友。

　　在所有现有的评价当中，吴晗一向以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而被正面评价，然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却认为，他热衷政治，喜欢从政。从某种程度上，在樊树志的眼中，吴晗作为政治家，其中难免投机者的性格。事实上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决计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明清建筑的意义，吴晗在对相关文物的拆除上几乎做出了最为固执的决定。这也许也是梁思成无法理解吴晗的原因。事实上，潜心中国古典建筑数十年的梁思成怎能理解吴晗本身作为政治家角度的话语。

　　吴晗曾因《胡惟庸党案考》而出名，上世纪40年代吴晗写过一本书叫《朱元璋传》，把朱元璋写成一个大独裁者，大搞特务政治，杀人如麻，疑神疑鬼。在众多学者的眼中，吴晗以朱元璋的独裁影射当时民国的独裁统治。但上世纪60年代，吴晗改写了自己的《朱元璋传》，将朱元璋写成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个好皇帝。对于其成名作《胡惟庸党案考》中所提到的胡惟庸党案吴晗在修改后的《朱元璋传》中一笔带过。

　　1976年，毛泽东说要写写海瑞，于是吴晗作《海瑞罢官》，本是应景之作，谁知却被姚文元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所利用，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开端当中悲剧的主角，原本或许是想进行政治投机，却未曾想到被投机分子所利用。吴晗毕竟改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气息。

　　而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最终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1972年，梁思成逝世。

　　吴晗与梁思成两个人的命运似乎由一段历史与一个王朝联系起来，却在城市的现代性与历史承接上产生了剧烈的矛盾。担忧最终因为一场运动而同样讲述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故事，是缘分的使然还是历史的嘲弄？

　　◎链接：梁思成辩护北京古建筑语录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梁思成：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梁思成：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担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该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梁思成：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梁思成：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新北京

　　在曾经的年代里，北京的伟大意义已经从皇家宫殿转移向天安门外。

　　——《北京新地标：没有河流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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