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最紧要

　　比起这场雪灾暴露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以上这些问题可能都不算什么。低廉的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低廉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是外贸工厂的工人，也是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然而，在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他们仍然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能在城里扎根，每到春节，他们就要返乡，因为家乡才有“家”的感觉。这很不正常。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早期也有大量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们能够迅速扎根。中国的城市化中，高房价和户口体制，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扎根的最关键障碍。

　　如果到墨西哥城或是孟买看一看，你会看到城市贫民窟中种种令人不安的景象。然而，贫民窟却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由于外来工人工资较低，他们没有能力负担那些现代化的住宅。贫民窟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宅，帮助他们在城市扎根。如果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教育，那么他们就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然后搬到现代化的住宅中去。当然，如果没有合理的教育政策，贫民窟的居民可能掉进贫困“陷阱”。

　　中国为消灭贫民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农民工往往在工厂宿舍有一个床位，或是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他们没有地方来给他们的家人居住。所以，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乡下跟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并不成长于城市，而当他们成长起来后，很可能还是农民工。农民工们挣了钱，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老家盖一所大房子。这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工作机会都在大城市，他们跟他们的孩子可能都不会住在乡村。

　　我并不是支持重建贫民窟，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的情况不仅是令人不满，还会引发不稳定。虽然我很钦佩那些冒着大风雪赶回家的人，但数以亿计的人都对他们工作和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没有归属感，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甚至，他们可能心生怨恨——在偌大的城市中没有栖身之地，他们建起来的所有楼房都被高价售给少部分炒房人，然后空置在那儿。

　　对此，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发展廉租房。只要地方政府不对土地收费，就可能把此类房的开发成本控制在每平方米2000元。假设收益率5%，那么租金就可以设在每月每平方米8元。假设一个外来务工家庭需要60平方米，那么每月租金就不到500元，这是大部分大城市的外来务工家庭能够承受的。当然，这样的房子必须配以适当的交通设施，以便居住者上下班。

　　要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中国并不缺钱。假设有5亿人需要这样的住房，也就是需要大约100亿平方米的总供给，价钱大约是20万亿元(2007年GDP的83%)。这样的计划可以历时15年，也就是每年6亿多平方米，花费还不到2008年GDP的5%。中国2007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近GDP的10%，应该把这些盈余用来建低价房。花费一半的盈余来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从而保证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着实必要。中国GDP每七年就翻一番，到2015年，此项目的花费就只占GDP的2.5%；到2022年，不过1.3%。中国付得起这笔钱。问题不在钱，而在决心。

　　这样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管理。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为管理类似的住房项目，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中国可以考虑采用一个相似的管理机制，来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而为了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交通和能源方面也应该有相应举措。现在，这些都属于发改委的管辖范围。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这么多权力是不够有效率的。即便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过这么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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