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衡山路出发，浦东机场遥远得像另一个城市，出租车穿过大厦、工地和一望无际的农田。因为飞机的出现，时间距离取代地理距离重新划分了世界。从上海飞往的西安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而为了到达机场要用上一个小时，在机场里排队再用上四十分钟，我觉得从酒店到登机口，似乎与上海与西安间一样远。

　　在机场的书店里，我买了一本《新闻周刊》和蔡美尔的《帝国时代》。坐在悬挂着很多蓝色吊柱、特别高的顶蓬的浦东机场里，我开始翻阅它们。这本《新闻周刊》是2008年特辑，探讨美国在世界的角色。我对其中的三篇文章印象深刻，一篇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院长马凯硕，他的论调和文题一样醒目《为亚洲崛起让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过去几年中最热门的陈词滥调，人们似乎轻易就忽略了一个基本概念，其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亚洲，最初它是西方闯入者给予这片广袤土地的泛称，而今天它仍是由彼此截然的区域所组成，亚洲的概念经常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在对抗西方过分强大的话语面前被迫采用的联盟。马凯硕引用了一位印度学者对中国与印度的区分，印度人拥有开放的社会，头脑却是封闭的，而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却拥有开放的头脑。他称今天美国的主要危险就是认定自己注定要领导世界，是例外者。第二篇是资深记者克里斯托夫•迪克的《机器的灵魂》，他从个人化的视角，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化这个巨大的机器如何将越来越多的地区、人口、物品，卷入其中，那些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正被迫消退，就像法国那些小咖啡馆正在被连锁店取代。与1870——1914年那次全球化不同，今天的全球化动力不仅来自于西欧和美国，也来自印度、中国、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我们需要的是捍卫这种差异，去喊出，我爱这不同”，克里斯托夫•迪克写道。第三篇则是哈金的短文，他回忆了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的热情，“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他们渴望向美国学习”，认定今天的热情消退是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密切相关，哈金相信，或许只有当中国的政治改革出现时，中美文学间交流的分隔才有望弥合。这篇文章写得酸涩、狭隘，我读不到他对于故国的半点温情。但我承认，中国社会的学习精神正迅速衰退，自满情绪正在取代二十年前的自我怀疑，自我沉溺正在替代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坦白而言，我从未相信过那些专家们的预测，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智力、技术与情感上的储备，来在五十年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这一天西安大雾，准备把我们从上海运往那里的飞机，仍滞留在咸阳机场。等待的人们坐满了长椅，其中几位带着白色的小帽，腮边的胡须茂盛，眼窝有点下陷，他们是穆斯林。西安住着很多穆斯林，我经常住的酒店紧邻着大皮院，是他们的聚集区，有时我会穿越窄窄的莲花池街去大皮院吃一碗羊肉泡沫。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卖白饼的姑娘神情沉静的坐在那里，手持一卷《古兰经》。还有一次深夜，我在一家烤头店喝啤酒、吃羊肉串，老板娘身材滚圆，笑声爽朗，她说她的祖先来自沙特阿拉伯，自从唐代以来就生活在西安——那个时刻，她叫长安。这些记忆的碎片是因为我开始阅读《帝国时代》而更加鲜明。在这本书里，祖籍福建、如今是耶鲁大学教授的蔡美儿追溯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兴起衰落，它们既有遥远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也有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容貌清秀的蔡美儿用超级强国(Hyperpower)来形容这些国家，它们不仅在各自的时代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还主宰了态度、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

　　我掠过前言和一些章节，直接跳到她对于唐代中国的描述。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于唐朝心怀一种既模糊又强烈的情感。汉朝给予了中国人最初的统一身份认同，我们都是汉人，而唐朝则是中国人最甜蜜的记忆——我们强大、繁荣、开放，我们折服了蛮族，创造了瑰丽的诗歌，我们谈论山水，还会品评美人……当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对于强大往日的记忆变得更加迫切与浓烈，那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建造的都是唐人街。但是，我们对于唐朝的认识又是模糊的，是什么使它强大，又是何原因让它衰落。中国的政治历史被伦理与道德的过度强调所笼罩着，个人品德被视作王朝兴衰的关键，更复杂的因素经常被遗忘。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给出关于强权兴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很多人从一个角度切入，蔡美儿选择的是宽容。她发现，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而衰落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于是，在蔡美儿的笔下，唐代盛世建立于一个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基础之上，甚至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都是鲜卑血统与汉人血统的混合产物，唐代继承了蒙古—突厥的体制，并以汉人与突厥混合贵族统治为基础。来自草原的胡人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帮助拓展了唐代中国的版图，而长安城中则是混居着波斯人、突厥人，日本、朝鲜人，他们像汉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异国风情在长安城如此风行，人们有一种充满了自信的好奇心。直到今天，你还能轻易寻找到这种痕迹，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与城市的标志钟楼与鼓楼一步之遥，留学生巷、唐玄藏的雕像，记忆着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吕的游荡之地，又是饥渴学习印度佛教的国家。甚至将这个王朝拦腰斩断的肇事者也是个胡人，安禄山曾经得到天子的多少宠幸，他的不纯正血统从未阻碍他的晋升。

　　飞机总是不来，让我觉得西安和上海间的距离又被拉长了。我沉浸在蔡美儿轻快而紧凑的叙述里，偶尔抬起头，看到旁边的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兄正聚精会神的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是布满各种曲线的价格表，他正透过无线网络在进行股票的买卖。他的表情和这庞大的机场空间，都提醒着我正坐在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我想起了一个小时前穿越黄浦江隧道的场景。从浦西来到陆家嘴的金融区，像是一个新世界。宽阔的马路取代了拥挤的小街，那些玻璃高楼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三脚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就戳在那里，像是来自一部科幻电影，本地人喜欢让你数它到底有几颗球。像所有的试图在新一轮全球金钱与权力竞赛中获胜的城市一样，上海也力图用高度来展现自己。468米的电视塔的旁边是420.5米的金茂大厦，它为自己拥有世界最高的酒店大堂而自豪。紧邻金茂大厦的是仍在兴建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492米的高度有望在2008年春天竣工时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尽管这个纪录不会保持太久。

　　这些高楼让黄浦江对面的那排暗灰色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建筑失色了。那些老建筑曾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怡和洋行的总部，它们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繁荣的象征，也代表着上海人念念不忘的年代，那时，它是远东的巴黎，是哈同、杜月笙、胡蝶和张爱玲的出没之地……

　　现在的上海更喜欢谈论的是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距离1851年的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世界变得又小又透明，异域风情的吸引力早已消退，但同样的拜物精神从伦敦传递到上海，这背后或许也正是历史力量的转移，19世纪的世界工厂是英国，而21世纪则是中国。我记得1851年的海德公园里的“水晶宫”，这5000根钢柱、30万块玻璃构筑的建筑，是英国工业革命精神与技术能力的象征，直到今天，这钢铁与玻璃的结合仍主宰着建筑材料的风尚。2010年的上海有能力开启这个时代的新风格吗？

　　此刻的上海经常被视作中国再度崛起的领导性城市。在《Newsweek》的特刊上，它的编辑Fareed Zakaria在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将占据我们时代历史的中心，这篇文章所配图片正是黄浦江的港口，在那张迷漫着不知是清晨还是夕阳的黄晕的图片中，在两架起重机吊臂中间是隐隐约约的高楼，东方明珠的尖顶正亢奋的刺向天空。

　　飞机终于到来了。我要从150年历史的上海前往超过5000年历史的西安，从正在被污染的长江到日趋干涸的渭河，从今日的荣耀到昔日的荣耀，他们的气质是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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