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展览会”上，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库哈斯如此调侃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却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五倍数量的建筑。”

　　中国人综合世界各地著名城市的片段印象，逐渐画出了现代城市的标准像：高楼、高密度、大广场、宽马路。

　　上海在过去十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数量,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多。细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愈高愈威风，看上去“很国际”。

　　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仿照烟花的装饰灯，从江南到塞北，遍布神州大地。全国各地的小城镇，白瓷砖贴满楼房外墙；古文化一条街，灰瓦顶红柱子，再挂几盏大灯笼。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这样批评中国城市的“流行病”——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锦绣中华”、“仿古一条街”开始，经过90年代的“广场风”、“新天地”一直到21世纪初的“大学城风”以及“会展中心热”，“危害至深的首要问题是跟风。”

　　“规划正在变成城市魅力的敌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说。举目四望，“规划”所到之处，城市原有魅力尽失。

　　谁该对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负责？作为对建筑设计方案有最后“拍板权”的地方政府领导，有的一味模仿大城市的设计模式，有的追求“政绩效应”，往往忽视了城市已有的文化积淀和个性风格，进而抹煞了建筑师个性和理想的张扬。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就被磨去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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