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住房成为一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必是社会各阶层一同关心的。由于现状、见识、立场、利益格局中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人群必然会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如，低收入阶层自然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专家学者总是鼓吹低收入者应该租房，如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他认为，经济适用房应只卖给中等收入者，不应该提供给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应该通过廉租房来解决。

　　在我们这个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说出上述话要冒很大的风险。穷人就不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别忘了土地属于全体国民，政府把我的地卖了，地价一部分直接入了国库，地产商要交不菲的税，商品楼买卖时候还要征税，再加上其他各种税负，政府凭什么不给我提供属于自己的住房？

　　我相信，面对这样的诘问，梁桂全先生会无言以对。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梁桂全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不能保证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现实情况下，实现“居者有屋住”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可眼下的问题是，实现“居者有屋住”似乎也不那么容易。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我以为，拘囿于经济适用房到底应该卖给谁，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是中国公民，卖给谁都有一大堆道理做支撑。我认为，经适房根本就不应该卖！和廉租房一样，经适房的性质带有福利救济色彩，即帮助那些最需要住房的人群。这体现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优越性，即政府有责任保证穷人的生活质量和人格尊严，给予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在市场经济里，人改变自己命运的难度远远小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市场给了你个人才华自由发展的天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身和家庭境况。就是说，你今天需要接受政府救济，或许明天就不再需要。这种家庭条件的改变自然应该在福利救济制度有所反映，否则就违反了福利救济的本意。可眼下把经适房卖给某个群体的做法，恰恰包含了这种风险。这种制度的错误根源在于：它想当然地把需要救济者当成了永久的需要救济者。当然，那些凭借关系、自我矮化装穷人的阔人，更把这种制度的空子利用得淋漓尽致。

　　一个社会要想逐渐富裕、文明、和谐、稳定，每一个制度设计都应该朝着帕累托改进(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前进，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而眼下把经适房卖给某个群体的做法，恰恰不是朝着帕累托改进前进——一个家庭的住房改善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由于它拥有了房子的产权，从而使福利色彩浓厚的经适房失去流转功能，由于经适房有限，其他需要救济的家庭则不能享受该家庭需要救济时的福利待遇，这公平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像经济适用房这样带有强烈福利色彩的救济措施，压根就不该卖断给某个群体。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任何福利救济措施设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那些已经逐渐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人，更不应该是那些失去了良心的富人。经济适用房只租不卖，这种制度设计才能体现国家救助的真正价值。而且，这种制度还能有效遏制那些冒充穷人者，经济适用房永远属于政府，失去了投机价值，我想，富人就不会和穷人火中取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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