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没有非常建筑之前相比，中国已有了在建筑学上有价值的建筑，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开头。
张永和是谁？
2000年4月7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七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展国际研讨会，实际上是综合策展人意大利建筑家福克萨斯（Massimi Iano Fuksas）来日做双年展的热身。会上宣布中国建筑家首次参加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虽然有香港和台湾建筑家共有三人受到邀请，但是福克萨斯在基调讲演上特别介绍了中国建筑家张永和，这对日本和整个世界建筑界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研讨会上特别介绍的已经确定了八十名建筑家，参加网上虚拟展览会，策展人特别介绍了张永和的《竹化城市》提案网页。会后我立刻通过友人介绍，用国际电话对张永和进行了长达五十分钟的采访。采访内容除了有关张永和参展计划《竹化城市》之外，还有特地提出范围广泛的话题，意在把这次采访作为一个平台，让读者了解初登国际建筑舞台的中国建筑家和他对世界建筑的观察。这个长篇采访赶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之前发表在台湾的《艺术家》杂志上，我记得当时主编问我“张永和是谁？”我想，其实包括我在内，当时与建筑世界有关的人都在问：“张永和是谁？”
前往威尼斯
中国建筑家受邀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对我来说非常兴奋，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电影、文学、音乐等都先后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注目，然而我热爱的世界建筑行业中，长久听不到中国建筑家的名字，多少有些沮丧，终于有中国建筑家登台，所以我立刻决定前往威尼斯采访。
对国内读者来说，张永和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他从威尼斯回来之后，各家媒体都纷纷报道，可能有一张被广泛采用而大家熟悉的照片，就是通过左右两扇竹壁可以看到夹逢中威尼斯土红色古老的墙，当时我拍摄这张照片的动机是：竹子，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在这么久之后来到威尼斯，和土红色古老的墙形成强烈对比，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相遇。
中国登场
在回顾非常建筑十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回想怎样和张永和相识，怎样知道非常建筑，怎样参与非常建筑的工作，受到非常建筑怎样的影响等等。现在我们知道，从张永和1993年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来看，已经走过十年的路程，虽然是在1996年底，正式辞去美国莱斯大学教职回国，但是非常建筑和中国建筑界打交道整整十年，我回忆采访张永和这段经历，实际上是想说，2000年是世界知道张永和的开始。
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世界建筑界的最高盛会，组委会非常重视中国建筑家的登台，在宣传品上特别将张永和和其他世界知名以及受注目的建筑家头像放在一起，并且在国家馆展区的综合馆收有对张永和的单独采访录像，在整个展览期间连续播放，这种媒体的宣传力量将张永和一下子带到世界的舞台上。组委会重视中国，重视非常建筑工作的意义，还表现在把装置作品“竹壁”放在主题馆的入口处。张永和的登台标志着世界建筑这个大家庭接纳中国成员，因为那时还没有中国馆。
历史性的判断
张永和是中国建筑界的海归派，他在回国之后的六、七年非常艰苦，那么2000年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那之后是飞跃发展。所谓飞跃是指工程的承接量在百个以上，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
张永和说：“我想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不是文化的边缘。”他作出放弃美国建筑大学中教学的职位，决定回到中国，对他的人生和中国建筑界来说，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记得在东京有一次张永和对我说：历史就给了我们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抓住，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由此可见，他的决断是从历史的角度作出的。然而并不是很多人能够认识和做出同样的决定，当许多人还在海外观望时，非常建筑已经在中国落地。但是非常建筑的例子并不能套到其他海归派身上，因为中国建筑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速度和机遇不会相同，建筑家所要做的是判断。
拓荒者
为什么我把非常建筑称为拓荒者？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近现在中国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有了建筑师这个称号？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脱离苏联建筑的影响？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建筑学价值上的建筑？
新中国成立之后，二十年间都是在讨论建筑风格的民族化问题，而长达四十年里几乎没有建筑艺术的存在，我们经过那样一段荒凉的时代，建筑起步之茫然可以想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机会幸运前往美国留学的张永和，才是一位二十四岁的青年，所不同的是，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驱使自己作出历史性的判断，和勇敢地做那些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非常建筑是一家非商业性建筑设计事务所，所谓非商业性是指坚持建筑的创造性理念，不向商业性行为做妥协。非常，是指非同寻常，当然还有更多的含意，现在这个名字对中国建筑界产生广泛影响。了解非常建筑，需要认真阅读那本能够全面反映非常建筑创业年代思想基础的著作《非常建筑》，张永和和其他一些中国实验建筑家不同的地方还有，虽然他排斥美术对建筑的影响，但是他在对建筑进行实验性探讨的笔记中，可以看到西方当代艺术，特别是概念艺术对他的影响。
所谓拓荒行为还有，在2001年5月27日成立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当这个中心一成立，就连续举办外国著名建筑家讲座，这种和外国建筑家交流的举动影响了全国的建筑教育界。
定位
非常建筑已经有很大的名气，自然牵涉到对非常建筑的评价。目前正在东京的建筑专业画廊——间画廊举办《承孝相·张永和》双人展，由日本顶级建筑家和工业设计师等四名顾问组成的间画廊策划委员会，其中一位资深顾问问我，能不能有更合适的人时，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是的，或许有人认为非常建筑的设计，在外观上没有那种给人视觉带来冲击的形式，似呼缺少作为建筑设计事务所应该有的个人风格，说到这里，我想起“非常建筑中国十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有人认为，西方批评家在评论崔健时说：“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而是他在不断地扩展摇滚乐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空间。”这句话用在非常建筑上可以这么说：“非常建筑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而是他在不断地扩展实验建筑在中国建筑产业中的空间。”
自成文脉
真正的建筑家都自成文脉，既存在研究和实践的互动关系。在张永和的一些建筑中，概念是强烈的，意图是清楚的，细部是忽略的。
张永和从1986年开始从事概念设计，而社会实践是从1992年开始，1996年出现艺术装置，这是张永和自身文脉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型中，概念设计在上，下左为社会实践，艺术装置为右下，而三角形的左下和右下都分别和上发生关系。早期出版《非常建筑》是张永和建筑设计的概念书，以后出现的建筑设计行为基本上是这本概念书的注释。
非建筑的智慧
是建筑还是非建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在建造物上反映人的智慧，因此我一直觉得1998年创作的非建筑装置“推拉折叠平开门”，是一件非常智慧的作品。这扇门，是经过简单的动作推和拉之后，对固有门的概念作出挑战。在一个普通的装置上，各个细节都是展示神秘世界的机关。这件作品让我想起曾经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展上，看到一件汉代的屏风合叶，其合叶的设计非常智慧。那么什么叫智慧？智慧既传达和对人有某种启示作用，在中国古代很多建筑或者非建筑上都有这种智慧的闪烁。
两分宅的合璧概念
中国有“完璧归赵”的典故，其实合璧的概念很早就有，这种概念成为战争策略的一种形式。2002年完成的“两分宅”其实就是从一个掰开和合拢的烟斗概念设计延伸出来的建筑，居住只是这掰开的烟斗中发生的故事，也是一个合璧的过程。张永和的建筑教育基本是在美国完成的，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固有文化对他有至深至广的影响。
文学张永和
在认识张永和不久，我就看了“文学与建筑”等几篇随笔，现在我仍然认为，如果不是张永和出身于一个建筑世家的家庭，或许他是一位文学家，他与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他的建筑设计中有着文学性情结，而建筑只是衬托这些文学情结的容器。
张永和的文人气质还表现在，他喜欢电影，喜欢侦探小说，喜欢随笔，他把别人逛街的时间用于看DVD，或泡在侦探情节中。即使制作那些项目模型，也将中国山水画的片断“穿”在那些模型上，这种根深蒂固的文人气质，使得他的设计含蓄并带有某些晦涩的成分。
他利用设计在文学和建筑上寻找暧昧的定位，席殊书屋就是这种寻找的结果，如果你不去仔细阅读“文学与建筑”一文中关于自行车功能转化的章节，或许永远找不到关于“席殊书屋”这件作品的思考脉络，谁会把自行车和那么多社会因素连在一起考虑，因此张永和的作品又像一个迷。
非常建筑在中国
非常建筑在中国，其设计的非同寻常性来自他的实验性，这种实验性来自张永和早期在美国缺少建筑设计实践环境下完成的，带着这种底力回到中国，在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建筑教育环境中，非常建筑成为没有竞争对手的唯一建筑师设计事务所，他遇到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建筑师，而是疯狂城市中的开发商。
然而作为个人事务所，非常建筑的成立对其他同类事务所的诞生有着直接影响，建筑师个人事务所的成立，使得整个中国建筑界进入文化建筑的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代建筑的起步始于非常建筑的问世。特别是在近代社会，具有独立精神的建筑家的创造性决定了那么时代建筑的质量，这就是我们关注以建筑家为主导的建筑设计事务所的理由，也是我们集体回顾非常建筑走过十年的意义。
中国建筑，有头无锋
和没有非常建筑之前相比，中国已有了在建筑学上有价值的建筑，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开头，这里指的是那些由中国建筑家自己设计的建筑。但是围绕着非常建筑十年的讨论，我认为，中国建筑处在有头无锋的状态。非常建筑开了一个好头，一个已被公认已经形成的头，一个和中国建筑大跃进十年并进的头。然而世界建筑界还是看不到中国建筑的“锋”，这是我们所有主流建筑也好，边缘建筑也好，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既我们的建筑设计本身缺少令人信服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那么“锋”是什么？锋是一道光，锋是一把双刃的剑，剑之顶端为锋。在这里，剑是什么？剑不是兵器，剑是标志，一条聚集眼球的线。我们会有出“锋”的那一天，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必须努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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