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文化品质的再现。

　　班固《汉书》说四川：“民食稻鱼，亡（注：此处通“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褊厄。”此说按《汉书》所记历史算，已近两千年。

　　当然，现在的四川人已经不是《汉书》上的四川人了，大多数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跟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一样。许多四川人，包括我的祖上，都有一个象征性的籍贯：湖北麻城孝感乡。

　　今年年初，《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天府之国”，包括台湾在内，中国16个地区参选，成都平原位居榜首。成都平原承继2300年“天府”美誉，有评论说是这块土地内“风俗的超强稳定性”。

　　今天看来，“亡凶年忧”已不再，“俗不愁苦”则有过之。

　　2008年就是一个大大的凶年。这是自然的凶年。还有人为的凶年。

　　先说1957年反右。反右主要整的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右派知识分子与其他地方的右派知识分子有些差别。

　　四川某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写了一首打油诗，密示好友：“夜梦入深山，虎在山上等。老虎一见人，抱到脑袋啃。啃又啃的重，实在痛得很。老虎开言到：我在跟你醒。”

　　这个“醒”字，在四川话里是跟你逗着玩、拿你开涮的意思，暗喻“引蛇出洞”。

　　这首打油诗，要用四川话念才有味道。

　　我读了两本四川人写的右派回忆录。遭罪、悲苦自不必说，但是基调却是举重若轻，正话反说，口吻中处处是戏谑、解嘲。

　　其中一本说劳改营的故事：“一位作家，接到家里寄来一个包裹，他只拆开一点点，闻一闻，就知道里面包的是当时叫做‘高级饼子’的糕点，喜出望外。到晚上，他躲到被窝里一口气把那些糕点通通吃完，得到极大的满足。第二天，他又接到一封家书，信上说，注意！每一块饼子背后都贴着一斤粮票，也就是说，他一阵狼吞虎咽，把饼子和粮票都吃掉了，悔之晚矣！”

　　1977年冬天，我在四川最南端金沙江边的一个县中学，碰见一位成都籍右派老师。他孤身一人发配到这里，已经20年了。我问他将来回不回成都。他说，“回去做啥子，这儿挺好。”

　　我问咋个好。

　　他指着窗外嬉闹的学生，随口吟道：三餐红米饭，一群小泼猴。

　　有一种命运不可逆的飘逸之气，如同苏东坡，贬惠州，伴朝云，“日啖荔枝三百颗”。

　　最大的人为凶年是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四川省委原第一书记廖志高、省政协原主席廖伯康2005年底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四川应该是1958~1962“五年困难时期”。

　　插根锄把都发芽，富饶了两千多年的成都坝子也不能幸免。

　　长期以来，饿死人叫“非正常死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编的中学自修课文《人口》中叫“损失人”。这让一位崇州市（原崇庆县）的老师为难。崇州市是县级市，属于成都市，亦是地震灾区。

　　学生问这位叫何学嘉的中学语文老师：“损失”可不可以理解为“饿死人”？

　　自诩“传道授业解惑”口碑不错的何老师一时语塞。后来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发奋写出了《大饥荒中的何家坝》，与另一位四川作家东夫写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个在微观，一个在宏观，回答了学生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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