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心态，使得我们大量的官员、博导、专家和董事长们除出国考察、旅游外，不敢出国门作生意，因为他们对外界太不了解，两眼一摸黑。很多人思考世界问题的方式之可笑，比“座山雕”和其他占山为王的土寨主开通不了多少。

　　现在出国买资产和买公司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美元的贬值(以及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扩张)已经把巴西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码头的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的美元储备可能买不了多少资产，它的购买力已经贬值了。

　　十年前，我在汇丰银行当中国研究部主管。当时中国财政部发行美元的“扬基债券”。目的是增加外汇储备以及“创造一个中国主权债的持续收益率曲线”。但实际上，中国用高利率筹集来的美元又用来购买收益很低的美国国债。贫穷的中国为什么要补贴富有的美国？我搞不明白。在我看来，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不是太少。况且，当时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但人民币具有升值压力，而不是贬值压力。在1995年-1999年四年间，我写了很多文章和报告讲这个道理。

　　至于第二个理由，“创造中国主权债的持续收益率曲线”完全是外国投资银行的一些人怂恿中国财政部发行外债的一个牵强附会的理由。但财政部官员也很快利用了这个理由。其实是外国投资银行想作这一单生意，要赚这笔佣金，某些人想出国路演而已。虽然当时汇丰银行和高盛两家承销这笔“扬基债券”，但我在研究报告中说了实话，并对记者发表谈话，反对这次扬基债券，称之为“双输”行为。第二天，香港的《南华早报》发表了我的“双输论”，汇丰银行立即开除了我。我很愤怒，但至今认为这是我分析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个片断。

　　亚洲金融危机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腐败，外债太多，以及政府把汇率控制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我们中国人却从中学到了错误的教训。我们错误地认为，为了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应该把国门紧闭，吊桥高挂，多出口，少进口，外汇储备越多越好，汇率放松有害，资本流动有害。今天，我们在外汇储备上的损失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重创。区别在于，我们的损失是暗伤和内伤，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是“皮开肉绽”。

　　重商主义在中国的病症很多，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让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开银行，就是牺牲国家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谈判中，对进口施加任何限制都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币只能允许在国内流通，否则就容易导致另一个金融危机；让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恩惠；他们赚钱就等于中国亏钱；中国永远不能让外国人随便炒A股，否则A股就要失控；中国人的消费需要政府来引导……

　　我有一个梦：人民币成为自由的国际货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让我们也收他们的“铸币税”，把他们变为中国“子民”。

　　重商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次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如果中国不能尽快抛弃这种腐朽的“岛国经济思潮”，那就太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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