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文化、伪特色？

　　“在城市建设中，请不要谈‘文化’问题，那是伪文化、伪问题”(陈丹青，《我们没有资格谈论文化——关于安亭新镇改造计划》2003)。

　　这番论调，萦绕耳边，尖锐而刻薄。文化，尤其是代表文化精粹的城市文化，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泱泱大国引以自豪的资本和优势心理，因为我们自诩有千年未曾中断的城市文脉——曾经有举世瞩目的“七大古都”，曾经有长期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汉唐长安、洛阳，宋开封、元大都和明清南京、北京，曾经有长达两千年的“营国”和“因地制宜”的理性规划思想，曾经有完整系统的风水堪舆理念，曾经有数之不尽的古城水乡、塞外边关，曾经有风格迥然、各得其乐的地域街区……

　　今天，我们也不谈城市的“文化”了，可能受丹青先生的影响，总有重负之感。那就谈谈“城市特色”吧，这是个当前很流行的字眼，每个城市都在大张旗鼓各显其能的打“城市特色”这张王牌呢——

　　美化、亮化、绿化，净化，城市“新四化主义”成为城市建设的突破口！

　　旅游节、文化周、美食月、博览会，从“吃穿住行看”下手，带动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近代、古代、甚至史前文明都一股脑的抖落出来，传说、轶事、趣闻、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重新粉墨登场，反正每个城市历来就是“有仙则灵、有龙则灵”的胜地！

　　文化遗产，历史名城、魅力名镇、古街老巷，有称号的拼命升级，没有称号的搜肠刮肚，实在不行了也可自己加冕，这些头衔就这么值钱！

　　一个“休闲之都”的名号引发了几个城市的“正名论战”，一顶“江城”的帽子戴在了上十个城市的头上，数不清的“唐城”、“宋城”、“明清街”、“民族风情街”，要的就是与众不同！

　　“东方威尼斯”、“东方芝加哥”、“小巴黎”、“小香港”、“曼哈顿式的CBD”，我们的城市总要和楷模城市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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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拼“文化内功”？走“特色发展”？

　　文化遗产的失落

　　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截止2006年，全世界共有文化遗产644处，文化遗产与自然双重遗产24处)，以“城市”或者“城区”为单位入选“名录”无疑是最具魅力和价值的——它强调的是建筑物及其城市环境的有机融合、城市发展的历史积淀和人类聚落的茁壮生命力，其内涵包括了大量建筑、街道、空间以及我们可以因此感知的“精神”，它们揭示的是人类城市的根本意义。我认为，它们存留的难度、意义和价值，要高于单体或是群体的建筑，这是对一个国度城市文明最高的荣誉，也是对这个国度重视城市文明保护、珍惜城市文脉的最高赞许。

　　但是，我们在2000多座古城当中，能派出的“城市”代表仅有丽江和平遥古城，还有新近入选的“城区”代表澳门历史城区。我丝毫没有不屑于这些伟大的城市(区)之意，但有个疑问：它们可以代表中国3500年的城市文明和世界历史上最为辉煌、延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文化吗？

　　我们翻看一下城市(区)类别的文化遗产吧，和丽江、平遥为伍的是：京都古城、奈良古城、波斯波利斯古城、庆州古城、耶路撒冷旧城、大马士革古城、雅典卫城、梵蒂冈城、罗马古城、佛罗伦萨古城、锡耶纳古城、威尼斯古城、那不勒斯古城、费拉拉城古城、萨尔茨堡古城、维也纳古城、布鲁日古城、布拉格古城、托莱多古城、圣彼得堡古城、波尔图古城、华沙旧城、雅典卫城、巴黎旧城、墨西哥古城……，它们在本国的城市文明体系当中，都是最为辉煌和最具代表性的，虽然历经曲折，但容颜依旧。

　　按照这个角度思考，我们理应派出的代表，一定是饱含中华文明、体现文化累积的“佼佼者”，诸如都城型的“七大古都”(北京、西安、开封、洛阳、南京、杭州、安阳)，商业都会型的“扬淮益苏杭”，外贸型的“广泉明登”，军事贸易型的“河西四郡”、“九边重镇”，或是几十个地方型中心城市、几十个民族特色城市……，要知道，中国现今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历史上个顶个的都是“文明之邦”。

　　但实际上我们一个都拿不出手，既有历史的革旧鼎新，也有我们当世的麻木不仁。北京城在建国初还是“风韵犹存”，几十年的折腾如今只剩下“盆底”式的故宫了；西安城的钟鼓楼和城墙只是一种意向性的符号了(实际上这种意向性的符号也只能代表明代的一个“王府”的格局，与汉唐盛世的古都气派差之千里)；杭州的西湖早就匍匐在高楼大厦的脚下了；苏州本来不错，世界遗产大会在这里召开就有说服力，但还是晚了，仅剩下“盆景”式的苏州园林了；其他的，就不须再细看了，根本就找不出一点“古文化”的影子了，何谈“文化遗产”？遍数家珍，万幸我们还有躲在西南边陲的大理，还有差一点被拆除的平遥，以及在西方人手里免遭涂炭的澳门中心区。虽然这几个城市(区)可以窥见中国城市历史特色的一斑，但离“代表性”的中国古城，还有很大差距。遍观世界名城，城市特色的主要来源即为历史，我们的历史太多写在书本里或是藏在寥寥无几的博物馆里，在城市里，我们找不到历史，所以，我们迷失了特色。

　　牵强附会的城市特色

　　既然城市特色“没有”了，就“塑造”一些吧。

　　可“城市特色”不是“城市形象”那样可以通过外在的装饰、称号和宣传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我认为，城市特色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塑造”。先天的“禀赋”是这个城市自然的、历史的特色，是我们从大地和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后天的“塑造”才是我们对照外界、自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色。这和人类先天的天赋和后天的成长是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长，我们都知道要挖掘他的天赋，要尊重他的天性，这是基本的道理，显而易见，也不可违背；一个城市的成长，同样如此。但我们实际在对待城市时，却太多的忽视了城市的“禀赋”，而一味地强求人为的“塑造”。所以，才会有一百多个城市不论自己身家几何，统统打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特色招牌，岂不知那并不是我们这些城市应该和能够承担的目标，其实整个中国能打造出一个国际都市就不知还要走多少路。

　　我们比较一下上海和伦敦、纽约、东京就知道，除了人口和土地的开发强度，上海在区域环境、产业结构、交通组织、市政设施、土地的高效使用、城市管理等方面，离这些国际都市的距离还远着呢；而北京，如果走不出“京津唐”失调发展、过分依靠行政推力、无视环境承载力等几个发展的瓶颈，根本就靠不上“国际都市”的边(实际上，本人认为北京根本就无需也无力走这条国际都市的道路)。

　　上海、北京且如此，我们其他城市有什么底气站在全球城市的巅峰和别人同台竞争？再有，我们的城市很会学习和模仿所谓“现代化”的建设方式——大广场、大马路、步行街、CBD、景观草坪、欧陆风格、别墅洋房，都可以在中国大江南北的任何一个城市找到痕迹，而且全都被冠以“特色”，并一度形成了共识：“大”“洋”“高”“密”就是现代化的城市特色！这几年“复古”风格又大行其道，明清街、唐宫宋城大观园，一片片、一座座毫无历史积淀和价值的“假古董”充斥着城市；结果，胡同里弄都当成了垃圾被轰轰推平，老房子旧馆驿被拆掉重建(看似象维护老建筑，其实是赝品，“赝品”比“次品”还要害人！)，山被削秃湖被填平，街道和建筑被飞速复制，最终形成大家口诛笔伐的“千城一面”。

　　其实，“学习”、“寻古”都没有错，问题出在“学什么”？“寻什么”？上海“新天地”算是比较成功的旧城改造典型，老瓶装新酒，较好地处理了文化与商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但这个改造实例的迅速“传播”则很值得怀疑：许多城市都开始走这种“外观复古，内涵现代商业”的建设道路，岂不知“新天地”绝对是个“个案”，不具备推广性！上海的国际化背景以及强力的融资模式才是新天地成功的“内因”，大家去复制它的外观、抄袭它的名称，只会落得“无米之炊”的境地。

　　难道城市仅剩下“复制”和“塑造”特色的能力了吗？

　　牵强附会的城市特色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化的陌生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信心失落感。“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那里的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沙里宁)。如果我们追求的总是别人的东西，城市还有自信心吗？

　　陡然升值的城市特色

　　这样不遗余力地“塑造”城市特色，是因为它升值了。

　　这似乎是近几年的现象。进入21世纪，文化愈加受重视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城市特色”就是一个城市最鲜亮的“文化”。“城市”开始在各种媒体中大作广告了，“最宜居的城市”、“生态城市”、“绿色之都”、“千年名城”、“某某故里”、“江城、山城、湖城、水城”，这种广告语式的“特色形象”，却总让人觉得是做给投资商和旅游者看的。升值的城市特色，不是我们已经能够脱离对物质的崇尚而去追求高一层次的精神目标，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家体会到了“城市特色”的“经济价值”。

　　市长们已经开始转型为“经营城市”的CEO了，他们的对象不是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部门，而是整个城市，他们更愿意出现在CCTV的“魅力名城”的评选会和各大投资论坛上，他们开始扮演城市自我认可和对外展示的代言人形象。但是，我们目前的“城市经营”，多数还是落脚在“物质价值”的判断标准之上，经济增长、GDP崇拜是无形的指挥棒。带着城市名片的各位官员，最关心的还是诸如“全球500强”的经济大客户，拉到一个，落户一家，那么，“经营城市”似乎就成功了。

　　我一直暗想，全球到底有多少类似“500强”之类的企业财团，才够中国的城市来比拼和撑门面的？我们美化环境、我们规划城市、我们展示城市特色，难道就是为了“招商引资”和“吸引眼球”？总觉得这种主流的思路里面缺少了一些真正对城市特色的关怀。至少，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我觉得“招商引资”是政府最快乐、记者最忙活、百姓最司空见惯的新闻了。结果呢？“500强”就是硬道理！而所谓城市特色、城市文化、城市形象，都成了端茶倒水的小丫头，服侍着这些“财富万能”的代表者。“城市的发展是硬道理”，可多数城市理解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全球化为城市的发展铺平了阳光大道——从某种角度讲，城市特色是惧怕和抵触经济全球化的，二者代表的是“趋同”和“异化”两个根本方向。而我们当前似乎很好地解决了这对矛盾，“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被屡试不爽，这可能是城市特色升值的根本动力，但也是潜伏的最大隐患。

　　城市特色的迷失，根本上是评判城市价值标准的单一性：物质财富的多少可以决定城市的地位、城市的影响力，可以决定官员的仕途、商人的财路、百姓的生活质量……，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只是追求物质，而忽视文化的、精神的、历史的、自然的价值，甚至以牺牲它们为代价，那么，城市就会蜕变成一台“印钞机”，而不是给人“生活”的环境，也就背离了“居住、工作、交通、游憩、交往”的城市本质功能，最后也就失去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本质意义。

　　城市特色是什么？

　　我们对城市特色的理解是模糊的。

　　“城市特色”强调的是区别性，或者称之为“个性”——“城市都具备各自突出的个性，这个性是如此强烈，如此充满‘性格特征’”(芒福德)。但是“城市特色”感觉又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内容，我们会说“圣城”是拉萨的特色称谓，也会认为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红山、拉萨河同样也是拉萨的特色之处，另外，宗教、喇嘛、哈达、香客、甚至晒黑的皮肤，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线，甚至一座座内地援建的现代化大楼也可以形成新时代的拉萨特色——似乎只要能反映一座城市任何一方面的特性，就可以成为城市特色的描述。这并不矛盾，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的构成是多方面的，所以作为“特色”，自然就应该是一个“特色系统”，在这里，我们简单的为这个“城市特色系统”进行一下梳理：

　　城市特色的构成大概由物质性的特色和社会心理层面的特色两个层面。

　　物质性的城市特色层面：

　　第一，城市的自然特色。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是人们搭建城市的基础和本底，城市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中国所有城市最基础的特色。在自然因素当中，尤以山、水为重要，这是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如“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一城山色半城荷”的济南、“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南京，不止是这些历史名城，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找出与山水之间的特色关系，“背山面水”构成了城市基本的自然选址法则，“山城”、“江城”、“绿洲城”，都是城市自然特色的写照。城市自然特色的体现，在于尊重自然，而不是压制自然。

　　第二，城市的格局和形态肌理。城市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生长的机体，它在大地之上勾勒出千变万化的线条，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城市格局：方正的老北京城，曾经一条宏伟起伏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串联着宫阙楼宇，统领着黄土灰瓦；武汉三镇，两江分割，百湖镶嵌，三地的历史演进和当前的城市功能也各具特色；水乡苏州，道路、河流纵横交错，相伴而生；古城丽江饱经沧桑，依山伴水的道路、古朴雅致的民居空间；就连只有几十年建设历程的深圳，也以“多中心宛如花开、网络化道路犹如神经脉络”的城市格局，形成特色。这种格局和肌理，又可以通过可视的建筑形式、色彩和可感知的城市空间来体现，丽江古城鳞次栉比的屋顶、青岛海岸边的红顶洋房、喀什老城曼陀罗式的街道，便是典型。城市的格局形态特色，在于秉承和沿袭历史的文脉，创造和体现自我的价值。

　　第三，城市的性质和规模。这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们也是一座城市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特色。定位偏颇的性质、不切实际的规模预测，是中国当前许多城市特色迷失的根本原因。北京建国之初“工业经济中心”的性质定位，直接导致了这座皇城建设开发和保护的错位；几十年过后，当我们重新定位北京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历史名都”时，它早已失去了城市特色的本底。而对“国际化都市”的热衷、对“历史名城”的泛用、对“生态旅游城市”的经济化理解、对“中心”的渴望，都是当前城市在性质定位时“假大空”的表现，城市特色在这些口号面前，显得薄弱无力。另外，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的数据，常常严重脱离实际。尤其是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深圳、成都，在20年前预测今天的人口规模时，理论值仅仅为现在实际人口数量的一半。人口预测少了，按照中国城市规划编制的逻辑方法，城市用地自然就严重不够了，怎么办？只好侵占农田、填湖占山、拆除老城区，城市特色在不切实际的性质定位和规模预测的指导下，逐步丧失。

　　第四，城市的各种构成元素。片区、道路、建筑、雕塑、标志物，这些城市的组成要素，是构成城市特色的基本因子。北京的皇宫胡同、天津的洋楼、上海的外滩石库门、重庆的朝天门、广州的珠江两岸上下九，每个城市都可以数出许多这样的特色元素，一旦形成特色，就不可被复制，就是城市固有并延续的形象。这个层面的特色最为丰富，最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甚至每个街区、每个地块，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但问题也往往出在这个层面，因为这是城市直接建设和改造或是塑造特色的对象。

　　社会心理层面的特色则更是包含着一切城市之独特的精神、城市之历史、城市之文化。这是建于空间物质特色之上的“精神价值”，它会渗透到该城市和百姓的风俗习惯、言行举止，形成比较独特的地域性价值判断体系，是最稳定、最易感受到、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城市特色。这些特色可以口口相传，可以因人而异去体会，易中天先生的《读城记》，就是一部很好的感悟社会心理层面的城市特色的集子。

　　貌合神离的角色们

　　无论如何，城市特色最终服务的对象，还是城市里的“人”。

　　翻开图书、杂志、专业期刊，学者们对待城市特色的论调几乎是一致的：开始均以高姿态对城市特色的丧失痛心疾首，继而会矛头直指“权力阶层”，众口一词地认为是官员们的滥用权力、是官员们的急功近利、是官员们的无知愚昧，才搞得城市乱七八糟、生气全无。最后，再将希望寄托于清醒的城市建筑设计者或者是高雅的艺术家们。就这样，似乎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渐渐地，我对这种方式产生了一些怀疑。

　　因为我们的城市并没有因为呼吁而停止复制，老街区并没有因为受到重视而停止消失，农田树林风景区没有因为“生态无价”的观点而免受城市扩张的侵袭。

　　为什么？

　　首先就是“认识”问题，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对待“城市特色”的共识，各个阶层都有自己比较特定的眼光看待城市特色。然后就是“利益”问题，大家的利益出发点不同，提出的解决之道自然也不同。

　　艺术家们，包括陈丹青先生这样令人尊敬的、看问题透彻三分的大家，其观点的出发点却是来源于他们的眼球和心灵，这可能都是身处高雅净地饱经艺术熏陶的缘故，把自己从世俗和权贵中脱离出来，在中国的城市中看什么烦什么。艺术家的评判标准就是水墨画式的江南市镇、世外桃源的生活情趣或是富有节奏和韵律的街道城市。在这些价值系统之下，高密度的、杂乱的、拼贴的城市景观，是找不出一点“特色”的。艺术家的观点容易让大家共鸣，因为艺术家给我们描述梦想。

　　研究城市的学者们，包括我这样的学识浅薄之人，往往看问题又会以“经验”和“学识”来入手，学者们掌握着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诠释着城市的功能和特色，由此著书立说。但学者的标准往往又是百年前的江南水乡苏州园林、千年前的盛世长安宫阙楼宇、千里之外的芝加哥巴黎伦敦，与这些城市相比，确实，我们现在的城市，都是些什么啊？感觉我们始终对不起老天和祖宗。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社会体系中，知识分子是掌握着话语权和记载权的，对“城市特色”的“一家之言”，足可以左右“城市特色”的标准和方向，所以，最后我们的“城市特色”也成了“秩序”的一部分。

　　还有设计、建设这个城市的人们，他们是和这个城市的实体空间直接对话的力量，他们有艺术的天份和心灵，有学术的背景和技能，有对市场的嗅觉和灵敏，有对权力的理解和追随。所以，建设者们是各种力量影响和交织的枢纽，冷冰冰的建筑和城市在他们活跃的思维下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含义，“特色”在他们的手中得到了各种解释。看看郑州“郑东新区”和武汉“南岸咀”的规划设计国际招标，很是惊叹设计者们的奇思秒想，对“特色”的理解竟然可以渗透至天上、地下、宇宙、太空、远古、未来、动物、植物、乐器、古董、哲学、细胞……，反正都是“特色”。正因为如此，具有单一知识背景的百姓、官员甚至评判的专家，都莫衷一是，脑子被搅得一锅粥。可是，这些“精彩”过后，“郑东新区”和“南岸咀”或是连出丑闻、或是沉寂不语了。所以，角色背景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导致了“特色的多元化”——特色还有多元的吗？

　　还有这些“可怜”的、管理着城市发展建设的官员们，也就是被指责为扼杀城市特色的“元凶”们，只好在讨伐声中不再言语了。然而，这些官员们面对的可是城市的土地和房子啊，这是所有城市民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是城市所有指标增长的载体。在中国当前甚至长时间内，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满足疯狂增长的汽车而建设道路的问题、投资商选地建房的问题、建设领域各个环节(包括计划、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市政建设、建材制造、施工建设等等)的协调问题，以及大量的“城市病”，都远远“急”于城市特色的问题。我不敢妄论官员就是城市特色的破坏者，但在千头万绪的城市建设领域里，城市特色属于“上层建筑”，而我们的“基础建设”才刚刚起步。要知道，我们真正摸准了城市建设的脉搏估计是近10年的事情，城市特色的破坏在我们这个阶段是为这些摸索付出的必然代价，中国的城市如此，西方的城市曾经也是如此。

　　我们普通百姓呢？是城市发展建设的受益者，也是城市特色退化的受害者，实际上，同样也是这一切的“发起者”。城市百姓的生存需要空间和住房，城市百姓的生活需要汽车和商场，这是人的权力，也是城市所有建设活动的归宿。可我们的城市太“小”了啊！本来就人满为患的各个城市，在国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下，还要全力接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进城居民，同时也要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哪里有那么多的空间啊？只好向老祖宗要地，拆除代表城市特色的四合院、小胡同、大瓦房、里弄街坊；只好向农民兄弟要地，占田毁林修房盖工厂；只好向大自然要地，开山填湖平渠……

　　——在这场“城市特色”的论战角逐中，没有胜利者，都是牺牲者。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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