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四季燥热的南方城市生活整年之后,我决定出门,到两个寒意迫人的城市,空间转换,兴许还有温差的缘故,脑子顿觉清醒。
2007年冬至日,飞到北京,圣诞平安夜前3天在北京的零下3度掠过;这一年的最后3天,我飞回家乡重庆,是如同梦游的经验。
北京,北京!
不常出差,所以我有一整年的间隔来欣赏这座城。在东四环与东五环之间的建国路上,城市化的列车呼啸着驶过,早已把建外SOHO甩到脑后。万达广场、华贸中心等现代建筑组成的摩天综合楼群,富丽堂皇,让人感觉如同置身纽约、巴黎。商业区和商务办公区内的街道纠正了长安街的尺度迷乱,花园里有公共艺术装置,建筑接触到人的部分尽是华美的橱窗。
在丽兹.卡尔顿酒店放下行李,我和同事径直奔世贸天街。或许是机上读物广告造成的心理预期过高,冬天里的世贸天街给我第一印象欠佳:空间单调、建筑细节粗糙、商业流线混乱、人气欠旺。在一个咖啡馆填填肚皮以后,我们想到故宫走走。
天黑的忒早,车又不能在南边停靠,于是我们随性去了另一处巨构:国家大剧院。许多和我一样的旅者,像驴一样绕着椭圆型水池行进,结果发现最美竟然是夕阳下远处高高低低的故城轮廓,而庞大的金属球体似乎与灰色的天空一起消失了,像鸽哨划过天空,只留下一道不太确定的弧线轨迹,任凭几只乌鸦在上空盘旋。
由东而西、再往北行进,终于抵达大剧院下沉式正门广场。运气好还是坏?不得其门而入,因为正赶上大剧院开幕首演。安德鲁先生一定对喜欢立此存照的中国人心理不太重视——他设计的建筑都不适合从水平角度取景,无论国家大剧院还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都显得充塞而又臃肿。
冬至日的日落来得早,赶去太庙会友。朋友的办公室设在天安门里头,每次掏出名片总令人感觉挺盖的。其实那是天安门高大红墙里头的小院,属于太庙范围——现在听起来有点陌生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城始建于元,形成于明代,清朝略有位移。但历代帝王的北京城都分城与廓,最外面是北京城城墙,往里依次是皇城、紫禁城。到了晚上,偌大个紫禁城只能有一个男人,就是皇帝。朋友陪我们趁暮色穿梭在数百年的胡杨阵中,往太庙走去,踏上金砖铺地,无意回望,竟见到国家大剧院巍峨暗影。原来城市化的洪流即使在历史的最深角落也不能躲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座城正是背负的历史太长、情感太重,以至于让人感觉当代建筑师的无为便是最好的修为。
人到北京,错不过、自然也不能错过在建的央视新大楼。这个真够斜的办公楼,据说有超过20万平米建筑面积,将有超过1万人在楼群里办公。两个巨拐刚刚在两天前合拢,正像一个生长中的机器怪物一样,积蓄能量自我修复。我感觉它像发明它的建筑师主人库哈斯先生一样,有着超级旺盛的精力,却站在一个绝对错误的地点。它的启用或将开始一段超乎想象的神奇破坏力。
建筑师库哈斯对中国的理解绝对比安德鲁先生强,所以相对于后者也更受欢迎。央视新大楼和奥运鸟巢主体育馆一样,几乎成为北京的新代表。喜欢它的人赞扬它象征了国家媒体的开放与兼容,不喜欢它的批评者则评价:“形式扭曲、内容空洞”。
离开北京,冬至日也过了。2008,白昼一天比一天长起来,这座古老的新都城将在我们的祝福中迎来它的大日子。
重庆,重庆!
与以往回家过年不同,这次回重庆是参加深港双城双年展在重庆的“山水城市”分展。在朝天门码头上的规划展馆,我意外发现我们的“悦行城市”双城双年展自行车也被空运到此。鲜见自行车、更不会踩自行车的山城人会否“看稀奇”呢?同行艺术家倒有点看稀奇的味道。欧宁就是第一次到重庆,被问及感受,热情洋溢直呼:兴奋!
“兴奋”可以算作每个当代中国城市的代名词。另一个,则是“焦虑”。
穿梭于菜园坝和杨家坪的轻轨、高架在嘉陵江与长江畔的多层立交、江水褪去露出的高悬堤坝、高楼顶端兀自发光的“纽约,纽约”、来来往往等待上演“扔可乐罐儿”电影情节的过江索道......,一日三餐两顿火锅、随时随地扑鼻而来的麻辣味儿,满大街乡镇式的音响震天......,视觉、味觉和听觉完全铺天盖地的重庆。
参加完展览开幕式、转坐车去春森彼岸会馆的路上,看着车窗外夜幕下嘉陵江对岸山顶高楼上兀自发光的“人民小学”几个霓虹灯大字——感觉如此超现实,仿若梦游!
春森彼岸的高层公寓看江,单价由12000元卖到15000元,建筑及规划值得称许。提供设计的建筑师事务所做过很多好的住宅,事务所创办人之一是曾做过后现代主义代表作——美国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的建筑师摩尔。
几年前,我听过春森彼岸的主持建筑师在深圳大学的一场演讲,谈到对这个总建筑面积过百万平米的城市高层建筑群的未来设想时,建筑师播放了到基地亲自拍摄的“参差天际轮廓”、“叠生简易住宅”以及“错乱青苔石阶”……。在分析坡型基地特点时,还特别提到要“为重庆保存城市肌理和细微记忆”,这些都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今从结果看,的确显示出了建筑师功力以及对这座城的敬意。
12月30日,在川美的“多面重庆”论坛吸引了我这个重庆外乡人。我长在下川东一个县城,重庆于我,是一个遥远的城市;如今我生活工作在深圳,重庆于我更是一座遥远的城市。但这丝毫不能折减我对它的爱。这个爱,是对着大重庆,是对着一个大城市更是对着一个大农村的爱。所以我对话题以及参与者的发言饶有兴趣。
在深港双城双年展上,我和朱磊用艺术装置“三峡单车”表现那行将消失的街道、城市以及生活方式——它们就是“我的重庆”。实际上我看到已经完全处于城市化与国际化兴奋激流中的重庆人,仍要陷入坚持方言体系和语境的焦虑旋涡。因为爱故乡的缘故,发言不免带着情绪,有听者从中品出“文人感伤”来,不耐烦地想要扭转话题,于是引起争议。话题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从“体制内教育”到“社区建筑师”,从“速度审美、千城一面”到“发展质量、善待自然”,从“保护方言”到“多元参与”……。但终究还是围绕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展开。
一些人干脆认为与其听知识分子唠叨不如寄望于多出开明长官、从建筑师中出开明长官;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建筑师能量巨大、动辄呼风唤雨,或以个人职业案例被官方欢喜接受为例证......但终归都是一副千百年来万变不离其宗的文人贱像。一个下午的众说纷纭,无关大重庆还是小重庆的概念界限。我认为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如何放弃盆地意识真正解放思想观念才是真正关键。
在深圳这个四季燥热的南方城市生活整年之后的我,在岁末被北京的寒风裹胁,更被重庆的冷雨激醒。我在论坛结束前陈述了“悦行城市”理想背后的知识分子责任、策略选择与现实实践,以及与预期相符的社会影响力。在我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应该爱他所在的城市,因为这个爱,他的作品才能够打动城市里的人;建筑师还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他是否生活在这个城市。
一个建筑师闯入一座城市,对它既谈不上爱与不爱,更谈不上责任感,仅凭个人趣味丢下一个巨构——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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