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目标需通过政策的大转变才能实现，过去那种“慢慢来”的机会基本已不复存在。

　　春分和秋分，一年中昼夜平分的两天，一直以来都在世界各文化中承载着相当的社会意义。2008年3月13日，中国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经济“春(秋)分”。这一天距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10674天，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改革开放开始的时间间隔——此后，改革将再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的“例外”，而是“常态”。

　　与这一历史性时刻同时到来的，是中国经济政策一个更为实际的转折点。它将决定未来几年内中国能否维持其增长。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中国人均收入从上世纪70年代的200美元发展到今天的2000多美元。然而，为了迎接下一阶段迈向小康(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挑战，中国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不同的机构体制和不同的政府角色。这一目标只有通过政策的大转变才可能实现，而过去那种可以“慢慢来”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如今，中国的领导人必须以高度的紧迫感来行动。

　　现行增长模式之弊

　　中国经济之辩主要集中在“双顺差”上。中国的经常账户出超(由于贸易形势良好)，资本账户亦然(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居民出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愿将其储蓄投资于海外)，结果是外汇储备大量积聚。一些官员经历过外汇储备荒，便觉得外汇储备再多也不为过。另一些人指出，考量人民币的升值和从创汇企业吸收外汇的成本，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是扩大政府支出(如医疗卫生、环境、教育等)，而不是贮存外国货币。这些观点都很重要，但是过于关注“双顺差”，会令我们无法注意到危及长期景气的一系列弊病。

　　现有模式有几处缺陷，放在过去对增长并无害处，却会危及未来的可持续增长。首先，这一模式容忍了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而要在一个收入水平更高的阶段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尊重知识产权。

　　其次，现有模式容许各省制定各自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实行综合的国家政策，例如培养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全国性企业。他们可以不仰仗于政府支持，无论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皆能成功。

　　第三，过去的改革强调的是把生产从国有企业向私营部门转移。这是明智的，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下一阶段，必须从对生产者(不论是国有还是私营)的利益转向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这种对生产者的偏袒仍可能存在于许多领域，包括产品质量、公共利益的损益、资本回报和公司治理等。

　　第四，现有模式导致了资本和资源的错配。当经济增长成为干部提拔的最主要指标，地方官员就会把低税收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高税收的工业用地，无视可能产生的长期后果。这又鼓励了重工业的发展，不顾能源、污染等问题的严重存在，其吸收就业的能力也不如其他部门。

　　以上弊病的负面作用已经显现。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40%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水平堪忧。而且，吸纳众多投资的重工业越来越不受欢迎，不管是从能源需求的不断上升，还是从环境的急剧恶化来说。这种不平衡局面的后果就是生产率下降、就业机会不足。五个能耗最高的行业——水泥、钢铁、化工、造纸和铝业，消耗了全国40%以上的能源资源，雇佣的劳动力却在十年间不断减少，而且还比不上广东一个省的服务行业就业人数。这些趋势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对未来繁荣也构成了威胁。

　　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困境，并不是现行模式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是呼唤新模式的种种“症状”。为了更好地管理通货膨胀、汇率稳定、就业、贸易关系等经济目标，不仅需要调节利率、项目审批等具体问题，也要对整个体系加以调整。

　　作为经济学者，我们乐于认为仅需调整宏观变量就能解决问题。不幸的是，问题远不止于此。当下的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通货膨胀，能够通过价格控制等短期工具加以解决(这些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引发了其他问题)。但真正要应对这些问题，则需要重新定位经济模式的指向性。伴随着平均收入的不断增长，这种紧迫性与日俱增。

　　前方之路：未知之域

　　为了重新平衡经济增长，保证实现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中那些原来想当然的特性，现在有必要加以改变。原来提倡政府要从市场中抽身，如今政府应该反过来置身其中。不过，是以一种大不同于从前的方式。要同时刺激消费增长和规范工业投资，就必须提高利率，使储蓄者得到更高的回报。更为广泛的基本社会服务和社保网络也是必需的，包括转移重工业的利润、激励轻工制造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由于这些产业比重工业更有利于就业，这种转变不仅能减缓中国能源安全忧虑，也是通往内需驱动型增长的道路。同样必需的还有对污染企业的问责政策，他们不仅应为自己的利润负责，也应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负责。

　　上述要求——消除对重工业的激励、收回国有企业的高额利润以资助一般家庭、在金融和其他部门把消费者福利作为政策目标——显然并不容易实现，也是过去10000天的改革中奉行的政府撤出市场的模式所未见。这是一片未知之域。

　　全球影响

　　这种新的增长方向对全球经济也会有影响。首先，当中国不再过度强调重工业(重工业在过去七年中对能源的需求膨胀了63%)，当中国不再补贴过度产能和以低价输出商品，世界将面临重工业产品的供给缺口。结果是，中国这些部门中的许多企业将加速把生产设备移至国外。同时，增长模式中激励方式的改变将提高运行成本，中国的轻工制造业必须争取更快地跻身海外市场，以便在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中分一杯羹，而不是仅处于低利润率的制造部分。

　　如果中国回到2002年的增长模式，对于重工业产品的净进口将比今天高11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比现在多200亿美元甚至更多。原因是，中国国内生产的钢铁会减少，但中国的钢铁公司完全可以在海外建造设备进行生产。这种海外投资确已开始，比如宝钢在巴西、中铝在沙特阿拉伯。贸易和投资流向的改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出的机会，要比仅向中国出口原材料更让人兴奋。但是同时，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也会出现新的摩擦。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应当改善。这种对过去常见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增长的转变，要求更大程度地强调创新，知识的回报率也会更大。虽然那些握有专利的富裕国家近期内还有优势，长期看来，中国将成为更具实力的高科技挑战者。这也预示着中国将产生一种新的、来自收入差距的驱动力，因为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会比未受教育的人收入更高。对此，惟一合理的应对方式就是加大对所有人的教育投入。因为如果限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收入自然增长，只会把他们赶向其他国家。

　　面向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着眼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模式的未来方向很清晰——比许多人想象的清晰。不甚明了的是，要用什么策略才能到达那个方向。这并非简单地把过去改革中做出的努力重来一遍。中国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治理的方向，包括崭新、有创造力的体制，提供有效率的监管框架、承担起鼓励竞争的任务。那些无法实现这些目标的旧体制，比如现在的司法体系，需要进行调整及权力下放。体制变革，就是中国在第三个一万天里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最后，有两件关乎转型的事颇具讽刺意味。

　　首先，中国人开始这样认为：这些对增长模式的调整将被强加于中国的领导层和人民之上。可以理解，许多中国人在经历了29年的痛苦转型和辛勤工作后，觉得自己有权放松一下了。很不幸，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能否成功渡过这个转折点？答案尚不明了，但我们有理由乐观。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越来越清楚未来的挑战。而且，其他国家，包括欧美各国，也在同样的时刻面临着再平衡的挑战。所以，中国无需担忧自己是在这场国际竞赛中惟一停下来稍作休整的国家，担心落后于对手；而其他志向远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要超越中国的竞争优势还有待时日。

　　其次，尽管美国已经在敦促中国重新平衡经济——中国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长期而言无疑符合美国利益，然而，上述变革都无法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美国的贸易赤字总要发生，即便不是中国，也会有其他国家；美国的财政赤字还会膨胀，中国改不改革都一样；美国必须对气候变化承担责任，不管中国是否调整其增长模式；美国必须对社会治安改革和医疗改革等国内社会责任的无所作为付出代价。有些美国人花了很大力气来让自己相信：中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旦他们发现，美国的难题并不会因为中国的转型而消失，将会大失所望。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在艰难的挑战中崛起的中国，对美国而言将会是一个比今天强大得多的竞争对手。

　　（作者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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