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拉斯，我一个中文毕业做策划的同事一脸疑惑：“杜拉斯是啥子哟？我知道杜蕾斯！”我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我们正处在杜蕾斯的时代。

　　(仅以此文献给我新婚的妻子)

　　特丽莎和托马斯最后在一起了，因为死亡。我真没有在书里面看清楚，看了VCD，再回来看书，好象是他们这样永远的把萨宾娜抛向另外一边了。结尾含混而晦涩。

　　昆德拉想解萨宾娜和特丽莎这道题目，这个题目不是他提出来的，在古希腊就有这到题了，否则的话，他可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再高一点点。但是，他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他看起来似乎给了一个答案。我那位1992年就开始迷恋计算机，数理化成绩通通不管，文史哲一概不读的同学认为——无解本身就是解的结论。就这句话，我对他刮目相看了一次。

　　我对他说，这是杜蕾斯的时代，不是星光宝的时代。如果你认为这是星光宝的时代，那就侮辱了我们这个时代。

　　他会认为，我说得这个是真理。在他面前，我的理论就是那么的强大。有一年，他对我说，他真的得过一次第二名，找到我们最近的距离。我说，我真的不记得了，当时无数的人都在争那个第二名。他喜欢下棋，我们下一整天，从早到晚，他有时候会很很高兴的说，“今天我赢了你一盘！”就连他的计算机，上网聊天我教的；拉稿子回来挣稿费是我找的；我还给他推荐过计算机的工作。他喜欢的女孩，都暗恋我的，我正眼都不瞧那些女孩一眼。他没有谈成女朋友，我也没有。那时，我正书生意气，在等萨宾娜和特丽莎的出场。

　　他受不了，终于决定摆脱这种处境，远远的跑到北京写程序了。杜拉斯认为，每个人都有道阴影。我就是他人生的阴影。他都写了十七年程序了，还在写，为了生存在写。他最热爱的东西，是他一生的生存手段。

　　这女孩儿的眼睛呀，正为我看路。她抓住我的走，带我这个一千多度眼镜，依然视力达不到一点零的眼睛，穿过漆黑的楼梯。我以为真的出现了！她说，她是来自地狱的精灵。那一年，我在沙漠了，茫然的听《昙花》。(你现在可以打开音箱，张洪量正在唱这首歌。)

　　既有特丽莎，又有萨宾娜的。他们一直存在的。在物质满足的时代，这是个道德问题。在物质不足的时代，这是个生理问题。因为，在前一个时代，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后一个时代，我们都忙着追求生计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生理问题，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就是科学问题。科学，总是正确的。

　　二十年前，物质较少，分配均匀，我们思考道德，追求理想。我们被杜拉斯们喂养着精神。现在，社会财富看起来了增加很多了，我们退回去追求生存。杜拉斯抛得远远的，我们眼里只有杜蕾斯。我们对特丽莎的印象是，大嘴美女朱莉娅·罗伯茨大胆暴露的表演。

　　昆德拉始终关注萨宾娜那张大床。我想，有两米宽吧。这是我对床想象力的极至。既能两个人在一起，又能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不要是一米五的，冬天盖很多被子，睡起来很挤的。

　　我老婆一直不读昆德拉的书，她说太泛滥了，就很俗气。我要说服她。知道她最近喜欢纳博科夫，我正好读了几本他的书。给她比较说，昆德拉和纳博科夫一样，都属于20世纪二流作家，他们很娴熟的驾御文学创作的形式技巧，并玩味自己的聪明。当然，杜拉斯也属于二流。因为有卡夫卡和尤瑟纳才是一流的，他们在前面站着的。如果因为流行把昆德拉列为三流作家，就是不公正的了。他的书有两本还是读的，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把名字翻译顺畅些了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中之轻》，和另外一本《不朽》算得上是代表作了。其余的相对单薄些。

　　关于杜拉斯，我一个中文毕业做策划的同事一脸疑惑：“杜拉斯是啥子哟？我知道杜蕾斯！”我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我们正处在杜蕾斯的时代。

　　杜拉斯时代，萨宾娜和特丽莎是个道德问题；杜蕾斯时代，萨宾娜和特丽莎是个生理问题。

　　中学的时候，一名同学在看课堂上《废都》启蒙。善良的语文老师发现了，说这是本好书，叫拿到寝室里去看。而生物老师认为，这本有很高的生物研究价值。拿回家一直研究去了，再也没有还给那同学了。

　　教育部认为，大学生可以结婚了。四川外语学院的女生，他们兴奋得开了个庆祝会。我当时差点笑他们的愚昧。《婚姻法》已经规定好了们应该有的这个权利，我们只是拿回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马上意识到我错了，他们不是在为杜蕾斯庆祝，而是在为那一半属于他们的财产庆祝。

　　我认为杜蕾斯首先是个生物学问题。濮存昕会说这是个与艾滋病有关的命题。我的一位朋友说，以前女人的社会功能是生育的，杜蕾斯让女人在和男人讨论平等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会认为杜蕾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远超过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我老婆说：“西西弗！我想一下，首先不是猴子，也不是杀父娶母那家伙，而是搬石头的那位。”因为这个我决定娶她了。她怀疑我对她的爱，她说，那时候，不管是谁，在那里出现，我都会娶的，我不是唯一爱她的。我说，这是个哲学问题，我太俗气了，不能思考。她始终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是懒惰，这样才能保证足够多时间来思考。她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

　　我用责任来表达爱的程度。有一次，我在做家务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雷锋吗？”我马上自己回答了：“不需要了。”我的思绪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而是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认知心理学》认为，你所有看到过的和经历过的，都完整的储存在大脑里面的。你有时候想不起来，是因为提取信息的路径失败。我一方面，要表达的是，我们不应该某种借口逃避生活应当承担的责任。家务活帮助我们思考。在自由的杜蕾斯时代，我们也要把属于自己的厨房自由完全拿回来，而不是在餐馆里，或者咖啡馆里。不然，你无法完全理解杜蕾斯。另一方面，我深深的体会到，杜拉斯依然是我们脑子里挥之不去阴影。

　　没有杜蕾斯，萨宾娜怎么办？或者，你可能面临的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而是若干陌生女人的来信。或者，回到1949年以前。波斯纳认为，1949年以前的时代没有给予穷人和年轻人公平的性交机会。他们会计算强奸犯罪与娶一个老婆的成本高低。

　　杜蕾斯时代，强奸犯罪降到历史的最低谷。笔者四年多执业律师经历，只遇到一个强奸起诉的案子。由于首先，受害人本身是妓女；其次，在她的口供中，没有表达出足够的不情愿意愿，强奸罪不成立。法律理论那么的精确，司法现实却又荒唐。

　　萨宾娜不是有机合成实验室里面，杜蕾斯的副产品。在中国文化历史里，萨宾娜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只是处于不同的时代，或突出，或消隐；或道德，或科学。

　　杜拉斯时代，是道德上限的时代；杜蕾斯时代，是道德下限的时代。不是简单“存在就合理”的时代。我们无科避免要遭遇杜蕾斯，监守或者背叛杜拉斯，都不是一个道德命题，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虽然我们还是那么的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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