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们的城市

　　2003年12月，以一桩凶杀案为开端，郴州官场丑闻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爆发。

　　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被人锤死在宾馆里，警方排查当天房客之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李如惊弓之鸟，将其挪用上亿元住房公积金赴澳门豪赌事件和盘托出，并牵出顶头上司、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雷渊利的故事跟中国众多的贪官并没有太多不同，他出身于郴州农村，师范学校毕业，做过乡村教师，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被选拔入当地的宣传部门工作，这次机会让他脱离农村世界，成功挤入官僚阶层。

　　经过几十年的官场挣扎，当他终于成为掌握这座城市的国土资源、城镇建设权力的副市长后，他开始无休止地追逐女人，除了妻子，他在郴州各地拥有至少8名情人，有宾馆里年轻的服务员，有他下属部门的科长，还有漂亮的歌舞演员。

　　为了满足这些女人的欢心，雷渊利将手中的权力用到极致，利用各种机会敛财将近1000万，终于招致严厉的惩罚。2006年9月，他一审被判处死缓。在省会长沙的法庭上，雷渊利的最后一次表演仍然让人震惊，他在受审时幽幽地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具体排在第几，没有人细细考察。但人们都清楚，这座城市里，最有权势的官员非曾锦春莫属，他曾经是郴州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这个在1960年代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官员，一毕业即进入官场，从1995年开始，在自己的家乡郴州，曾锦春当了10多年的纪委书记，他手里握有一项让所有官员感到恐惧的权力：双规。

　　他把这项党政体制内监督官员的措施用到了郴州的矿业开发中。通过挂牌保护，收取保护费，然后运用“双规”的权力迫使相关部门的干部对那些向他缴纳了保护费的矿场一路绿灯，对于拒绝缴纳保护费的矿场，他则驱动官员进行“围剿”。

　　曾锦春甚至把这项原本只是针对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措施运用到了那些既非官员又非党员的民营企业家头上。执政党保障官员清廉的重要措施，轻而易举地被这个纪委书记变成了敛财的法宝，官场运行的正常规则就此被彻底颠覆。

　　对于官场和民间的双重侵害，让曾锦春成了这座城市最遭人痛恨的官员，以致于当他“出事”的消息传到郴州时，人们上街燃起鞭炮，打起“感谢党中央为民除害”的标语，满大街地游行，敲锣打鼓庆祝。

　　除了李大伦、曾锦春、雷渊利之外，这个城市曾经的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官员都倒在了这一轮由上级纪委主导的吏治整肃风波里，到现在，依然没有终结的迹象。查办者给予这些贪腐官员的罪名几乎相类：利用职权收受贿赂。

　　地方政治的类苏丹化

　　权力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性、权力运用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私人网络统治。这四条是政治学里著名的类苏丹化政权的特征，此类政权统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把国家当作家族的私产，正如古代苏丹一样，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关系网与渗透于官僚各层面的腐败甚至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政治学教授们不断提起中国地方政权的类苏丹化隐患。

　　畸变的郴州官场生动地证明了学者眼中的隐患已迫在眉睫。在这里，权力运行的规则被重新设定，李大伦可以跟曾锦春约定，一人插手城市建设，一人垄断矿山管理，曾锦春可以把纪委的工作职能，转变为黑矿主们的保护伞。

　　市委书记跟组织部长是亲家，曾锦春的女儿嫁给了雷渊利的侄子，私人网络统治在这里形成了可怕的平衡。在这种平衡面前，原有体制显得软弱无力。

　　不断发生的血案以及血案背后的司法现实让这座笼罩在腐败阴影中城市更加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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