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周总理指示盖个最大的书店

　　人物名片

刘力

　　全国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籍贯湖北武汉，1939年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代表作有北京炎黄艺术馆、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北京图书大厦、北京恒基中心等。

　　-建筑档案

　　北京图书大厦

　　总建筑面积5万余平方米。10万种图书都已上架。在营业大厅中，新颖独特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书架全部采用弧形设计制作，呈放射状排列，在中央共享空间，大型不锈钢圆锥将四层销售大厅连成有机整体，制作精细、气势磅礴的雕塑坐落其中。大厅西侧，表现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的四大发明浮雕壁画与大型圆雕交相辉映。

　　1把东方文化的“基因”挖掘出来

　　北京之北，亚运村安立路和惠忠路交叉口附近，一座形似金字塔的暗色建筑隐在四周的楼群中，古朴大气，却并不张扬。

　　这不是金字塔，它的设计灵感也和金字塔无关。事实上，这座建筑的主题是“斗”———中国传统的容器，扣在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上，营造出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艺术空间。这是北京炎黄艺术馆，刘力喜欢称它为“大屋顶”。

　　“大屋顶”是和另外两个方案一起，由刘力提交给艺术馆的主人、著名画家黄胄先生的。1986年，炎黄艺术馆开始筹建，作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黄胄的理想是把它建成高品位的艺术展览、交流场所，体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公益艺术馆。“我这个艺术馆本身也要是展品。”黄胄这样告诉负责设计艺术馆的建筑师刘力。

　　艺术家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筑师也不敢怠慢。刘力说自己在和黄胄反复探讨设计方案的过程中，领悟了不少新鲜的艺术理念。既要传统，又要现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建筑中去？当时北京建筑界提倡“古都风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刘力觉得，保留传统元素固然是个趋势，但不像移植一些传统符号那么简单。“建筑给人的感受，不完全是看到一个什么符号，就想到了中国人的老祖宗。”刘力说，“我在想怎么能够把东方文化的那种‘基因’给挖掘出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空间组织”，刘力提到当时看过的一本分析中国建筑特点的书，台湾人写的《华夏意匠》，书里讲到故宫等古建筑喜欢运用的“穿堂而过”等形式，体现出丰富多元的建筑精神，而不是简单搬用某些元件。刘力仿佛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某种暗示。当从形式上难以突破时，思考如何组织空间，可能是更接近建筑本质的思路。

　　2黄胄一眼就看中了“大屋顶”

　　1988年3月，刘力领导的设计小组拿出了3个方案：一个是庭院式的，小桥流水，典雅精致；一个是现代感很强的楼房式，有流畅的线条；第三个就是“大屋顶”。“黄胄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大屋顶’。”刘力兴奋地说。参与评议的许多艺术大师，如刘开渠、刘海粟、李可染等人，对这个方案也赞许有加。

　　“大屋顶”不是随便扣上去的，刘力把桌上的铅笔、胶水瓶、手机等小物件都拿起来，给记者比划它的空间构思。“展示美术作品的艺术馆，希望内部光线是‘洗墙’的。”刘力说，所谓“洗墙”，是指光线沿着墙面倾泻下来，而不是从另外的角度照射到墙上。所以，要在一个多层建筑空间内实现“洗墙”效果，最合理利用自然光的方式，就是相对于下层楼板，上层楼板应该向内收缩，形成倾斜的缝隙，便于光线由上至下的通透。这就自然形成了下大上小的倾斜外墙，“大屋顶”便由此而来。“建筑的形式一定要是从功能延伸出来的，建筑形式是合理空间的自然流露。”刘力说，“不能光做表面文章，失之肤浅。”

　　炎黄艺术馆的设计和施工，都在追求这样的简朴实用。刘力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李可染先生的一句评语：“高贵在于朴素。”“你看现在很多建筑堆砌华丽的建筑材料，以为很高贵，其实往往流于庸俗。”刘力介绍说，炎黄艺术馆工程很省钱，最贵的也就是覆盖坡顶的琉璃瓦，刘力和黄胄的共识是，琉璃瓦既不能用金黄色，也不能用绿色，这两种都太张扬，最后他们选中了焦茶色，感觉浑厚又不显沉重。刘力本来还希望贴点面砖，黄胄反对，说用门头沟产的片石就行，十块钱一平米，便宜，还有原生态感觉。展厅的铜质大门，则是二炮部队捐助的优质黄铜，原本做炮弹用的。

　　3周总理指示说要盖个最大的书店

　　1989年前后，是刘力的建筑创作高产期。他在完成炎黄艺术馆设计施工的同时，还主持设计了列入第十一届亚运会“献礼工程”的北京动物园新大熊猫馆。“累趴下了那时候，根本没有礼拜天。”刘力回想当时的忙碌状态：“那时候人少，又没有电脑绘图，都是手画，一到吃饭时间都觉得是负担———又吃饭了？”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刘力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工程的设计，这其中就包括“拖”了三十多年才动工的西单地标———北京图书大厦。

　　1958年，周恩来亲自批下了西单路口东北侧的这块地。“周总理指示说要盖个最大的书店，别的工程谁也不许占。”刘力说，“而且这块地是北京内城规划的最后一项，西边已经定了是个广场，没有别的房子，这里不管盖什么，都将是当时西长安街上的把关之作。”然而这项重要的工程却在选址之后就搁下了，一搁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5年才正式立项，此后便进入了多年的方案论证阶段。

　　刘力接到设计任务时，他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已经做出了两个成型的方案，设计师一位是刘力的大师兄，一位是他的同学。“他们两个做的都是很具象的传统建筑，屋顶很大，上头还有个尖儿。”刘力说，自己感到骄傲的是，突破了传统思维的束缚。因为综合考量周围环境，当时西单北面是一大片平房，如果这里矗立一座带尖儿的大房子，显得比较突兀。“当时我们院几个领导的思想也挺一致，觉得要是真搞一个完全复古的建筑搁在那儿，也挺滑稽的。”刘力笑言，自己的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最终被选用。1993年，北京图书大厦动工。

　　4图书大厦的“厚”与“薄”

　　“设计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卖场，整个房子特别厚。”刘力又开始用桌上的小摆设来比划：“卖场的‘厚’是相对于普通办公楼的‘薄’而言的，因为要摆很多货架，厚了的话，采光就有问题，中间会比较黑。”刘力说，同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热岛效应”：夏天靠近外墙的室内空间会很热，需要送冷风，而内侧的空间可能就挺凉快，冬天则正相反。这样采暖送风的技术问题就不好解决，人在大楼里活动不太舒服。更难办的是，出于办公需要，图书大厦的下面五六层是卖场，再往上则必须辟为办公区，也就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需要出现“厚”、“薄”两种建筑形态，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当时还没有步行街的概念，也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卖场。”刘力说，“我就在中间掏了两个洞，形成两个天井，相当于减去了建筑中心的厚度。”针对低层卖场与高层办公区并存的矛盾，刘力把卖场的楼层设计成通透的大空间，办公区的小房间则排列成“口”字形，分散采光。图书大厦的这种布局方案由此成为北京早期大型商场的固定模式，并衍生出多种变体，应用在一大批公共商业建筑中。

　　2002年，北京图书大厦一期改扩建和二期建设工程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CCTV新大楼的设计师库哈斯及其所在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中标，将把北京图书大厦扩建成一座巨大的明黄色方形建筑。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担纲完成了最后设计，刘力觉得改造得挺不错，“外面罩一层网子，基本还保留了原有的特色。”如今走在长安街上，看到西单附近林立的华屋广厦，刘力依然抑制不住心里的自豪。

　　记者手记

　　采访中，刘力的第一句话是：“建筑是遗憾的艺术。”这或许是创造性劳动者的共识，而刘力讲述的故事，又似乎说明对他而言，建筑更是一门变通的艺术。

　　比如，他以高中标率著称，总能更好地理解业主的需求，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他现在的工作状态，主要是为市场服务，带着团队飞来飞去，给各种工程提供合作的契机与具体的指示。他说，建筑师是老人的职业，很多经验要靠岁月换来。

　　小时候，刘力喜欢画画，可父亲希望他学工科。1957年，刘力在一本书上看到梁思成说，建筑是工程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句话吸引了刘力，他提笔给梁思成写了一封信，问梁先生，什么是“结合”，为什么能“结合”。过了一段时间，居然收到了梁思成的亲笔回信。“他的回答大概就是，建筑需要基本功，需要绘画，考建筑系要加试一门绘画，然后说了一些欢迎来考的话。”刘力回忆，他在天津参加高考，在天津大学的教室里画了两天素描，就这样进了清华建筑系。

　　于是，他至今还保持着手绘效果图的习惯。刘力拿出厚厚的一大本图纸给记者看：“现在很多建筑师都没这能力了，都依赖电脑画图，这很要命的。”刘力觉得电脑只能是辅助设计，建筑师脑子里还是应该有具体的画面，并且能够自如地表达出来。“要在国外的事务所里，电脑画的图不值钱，没人会挂在墙上，可你要手绘一张透视图，就是无价宝。”刘力笑呵呵地说。

　　-刘力自述

　　“建筑师不是雕塑家”

　　建筑师不是雕塑家，视觉效果对于建筑来说虽然重要，可不是最重要的。建筑师营造的是一种环境，人能够进入，并且参与其中的环境。这个环境造好了，建筑才算成功。比方说国家大剧院，外表看挺宁静的，走进去发现，里边的环境让人振奋，这感觉就很好。可是现在很多业主就是看外表，诱导我们的建筑师们也只重视外表，很多年轻同志，这个建筑的功能、体量还没搞清楚呢，创意就满天飞。

　　当初设计炎黄艺术馆时，就有很多反对意见，说我们这个檐口如何如何，屋脊如何如何，底下的斗拱如何如何，都是具象的意见，我和黄胄都没有采纳，坚持做我们认准的东西。因为你要是退了一步，就会步步后退。比如有人说屋顶不能是直的，要起翘；你起了翘之后，这个脊又不对了，还要做仙人走兽；做了仙人走兽，别的也都得做，就陷入模仿的泥沼了。

　　戴念慈先生给我们评过炎黄艺术馆这个图，他对我在东边做的那两个垂直的楼梯很欣赏，说这东西可以。因为在西方，现代建筑对人的交通动线的情态比较重视，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清晰合理，人进入建筑就知道怎么走。可是现在很多建筑就像迷魂阵，我在做商业公共建筑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处理行动空间。

　　北京动物园原来那个老熊猫馆不好，双坡顶，开小窗，里头搁俩熊猫，像个托儿所一样。我戴红领巾的时候就去看过，后来我儿子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又带他去看，我觉得这不是熊猫的天地，是小孩儿的天地。所以后来设计新熊猫馆时，我就特别注意，这是给熊猫住的房子，人是来参观的。熊猫的生活环境必须设计好，外边还有运动场，让熊猫生活得很舒服，在不经意中被游客欣赏。游客的交通动线要流畅，走着走着就到室外了，走着走着又会上房顶了，形成引导效果。人和动物要尽量亲近，还得保证安全。熊猫馆里的玻璃做得很大，我为此找过秦皇岛的一位玻璃研究专家，他专门研究军用歼击机的机舱玻璃。这种玻璃用在熊猫馆里，经得住熊猫发情时使劲拍打。

　　熊猫馆的外形是浑圆的，勾勒出熊猫那种神态就行，可不能真弄个熊猫的形状搁那儿。建筑的结构毕竟要实用，就得是抽象语言，不能写实。北京东郊有个“福禄寿”的建筑，是个旅馆，好家伙，就造成三个人站着，总统套间就是那人手里捧着的寿桃。这就太具象化了，失去了建筑的本来意义。

熊猫馆以中国古典园林“拓朴”原理为哲学依据，以“太极图”为形式构图。造型呈竹笋状，十一对拱圈就像竹节。建筑主体为砼结构，后部为铝合金玻璃幕墙以网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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