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

　　简介······

　　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书评

　　在北京生活已近三年，习惯了每逢节假日便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水马龙，看麻木了丑陋的西直门地铁“金字塔”和北京西站被建筑界传为笑谈的“牌楼”，身边很多人在望京或者回龙观租了买了房子，起早摸黑，一天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途上疲于奔命。

　　对于我们朝夕相处的城市，她曾经发生过什么，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承载了多少代人的命运？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只有漫步故宫透过金壁辉煌的屋檐仰望蓝天白云，才能触碰那一丝微弱的历史气息；或者窥探什刹海那些已经成为国家机关和富人高官私邸的四合院，才能神往当年的文化名城。

　　现在的北京是一个畸形的怪物，挣扎于现代化进程和传统的保护之中，中庸的结果只能是逐渐沦落到平庸。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

　　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空间和历史的漠视是如此可怕。

　　北京的命运之路，也是一条学术如何在政治环境下放弃真理之路，也是我们忘却自己身上流淌的华夏之血抛弃传统之路，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迷失在全球化现代化之中的功利之路。

　　我们破坏了旧世界，却并未建设好新世界。

　　梁思成之“痛哭”

　　时间将把一切真理完整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半个世纪前，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学家和文化人在激辩争论，到底该怎么处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几个回合下来，“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和许多文物建筑及胡同、四合院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后，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两个书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北京城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梁思成对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1972年，“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去世之前：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

　　如果梁思成先生地下有知，倘见到浩浩荡荡的五环六环路，已经不堪重负的北京城，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恐怕仍然会失声痛哭，捶胸顿足。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

　　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

　　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吴晗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一个学者的泪水在那个政治唯心的时代是微不足道的，我想梁先生更宁愿自己的结论是错误的，可是今日的北京无一不例外的印证了当年的梁陈方案才是北京城市规划的正确之道路。

　　历史划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消失的和忘却的

　　究竟有哪些珍贵的文物建筑就这样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呢。

　　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

　　1898年4月17日，这个院子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图，众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这里成立。

　　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渐渐唤醒民智，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戊戌变法运动自此拉开序幕。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9月28日六君子菜市口刑场就义。

　　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当年回荡着铿锵话语的院落，成了一堆瓦砾。

　　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学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当即告知北大学生代表。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示威游行，并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住宅。此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军阀政府的重压之下被迫辞职。

　　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虽然有很多人在努力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如我们，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她很鄙视自己国家的文化，闻此言，心痛中无言以对，因为这并不全是她的错，我们从小到现在接受的教育都是一部中国近代的耻辱史，而那些最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在五四和文革中作为封建主义的糟粕，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都说我们这一代人缺乏信仰，我们的价值观中，充满了对传统的隔阂与自身文化的自卑，在单一历史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容易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于是大家一起随波逐流，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并且逐渐弥漫到校园。

　　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

　　无论是梁陈方案还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都印证了当年政治决策的失误，当我们从光怪陆离的城市中走向反思和怀旧，代价已然是惨重的。

　　悲剧是否会继续重演我们不得而知，坚持真理的代价和环境的理智程度相辅相成，只希望悲剧被不恰当地解读了，而其精神实质却依然孤独落寞。

　　最后引用一段话，真诚希望是正确的。

　　I am a firm believer in the people, if given the truth, hey can be depended upon to meet any national crisis. The great point is to bring them the real facts.
　　Abraham lincoin

　　附注一：梁陈方案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

　　在“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建议》提出，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是此次都市计划的最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事关全局，必须慎重：

　　安排如此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建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不容伤毁，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市民生活与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

　　在第二节“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中，《建议》指出：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使其平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度的发展，产生了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的现象，造成了人口过挤的“城中心区”，极拥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又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

　　附注二：今日北京城市规划之症结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不到200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建筑书评：城记 07/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