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1日,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老人来到了下沙村。他头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终身荣誉教授”等多个头衔。这位名叫约翰?福瑞德曼的国际知名的规划大师是来参加深圳市规划局举办的“城市规划学术讲座”的。在行程中,他提出要去看下深圳的城中村。深圳市规划局特地安排他参观了一个城中村。参观过后,他发表的讲演中的一番话让台下的很多聆听者大跌眼镜:“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只有后者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在专家眼中,城中村中聚集了年轻深圳为数不多的文物古迹,保留的原住民“广东”风味的生活方式,沿袭了岭南传统文化。随着一个又一个城中村的全面改造,这些会渐渐消失吗?

　　◎城中村改造古建筑渐渐消失

　　广府文化对深圳文化的影响集中在松岗、沙井、福永、南头一带。目前深圳的古建筑损失在50%以上,自然村落消失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深圳市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张一兵一直在努力。多年来,张一兵坚持用手中的相机与推土机赛跑。从1992年开始,他就借考古的机会跑遍了深圳1000多个城中村,赶在推土机之前抢救性地拍摄了部分即将消失的古建筑。张一兵介绍说,深圳传统民居建筑有5个主要的来源,分别是广府、客家、潮汕、西洋和深圳本土文化。其中,广府文化对深圳文化的影响集中在松岗、沙井、福永、南头一带。深圳现有行政村600个左右,1984年出版的《地名志》记载深圳的自然村有890个左右,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深圳实际上拥有1300-1500个自然村,这些自然村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和村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目前,深圳的古建筑损失在50%以上,自然村落消失了近三分之一。

　　听张一兵说,福田区岗厦村有几座炮楼,很具有历史和考古价值。去年年底,在福田区岗厦村面临全面改造之际,记者来到岗厦村西坊,见到了这几座风雨飘摇的炮楼。拆迁办在炮楼的墙壁上写着“危楼严禁居住”的字样。而几天前,记者再次前往时,几座炮楼已经不在了。张一兵说,炮楼是深圳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深圳现有历史最悠久的炮楼位于大鹏,有200年的历史。炮楼是民间夯土建筑的杰作,具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广东开平有1800座,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深圳改革开放前也有一千余座,但现在却只剩下了三四百座,并且还在逐渐减少。

　　◎原住民保留本土文化生活圈

　　城中村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他们靠着血缘、亲缘、宗缘、地缘多重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村民集体共同体

　　在今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下沙村黄氏宗亲会”很可能榜上有名。在深圳福田沙头的下沙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村里的客家人全部都姓黄。下沙客家人吃“大盆菜”的习俗延续到现在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大盆菜”是南粤沿海地区一个古老的习俗,已成为下沙村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盆菜作为一种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连接了黄氏客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也沟通了海内外黄氏子孙。2004年,“黄氏宗亲会”在下沙召开,参加会议的宗亲代表团90个,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在下沙村博物馆内,保存的是具有浓浓南粤风情和岭南风格的传统文化物品,包括古文物、雕塑、画幅、照片等。

　　在深圳大多数城中村口都会有一个牌坊,上面镌刻一副工整隽美的藏头对联,上下联各嵌村子的名字。走进这些城中村,村中原住民的生活与村外人们完全不同。下沙村的黄伯指着村广场前的宗祠说,村中的原住民定期会去那里敬天、敬地、敬祖宗。1992年,深圳特区内农村城市化之后,村里的土地被征用,村民和集体在红线内重新分配宅基地用于建房,最后是不断发展的城市将这些村落完全包围,形成今天的城中村。

　　在综合开发研究院李津奎教授眼中,城市化之后的村民,却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市民；采用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居委会来管理城中村；经济组织采用集体股份公司联系村民,以共有制、分红制为集体经济的特征,以出租物业为手段自给自足,并向国家纳税；以前村民是种粮食维持生计,现在改变为种房子,迅速成为城市中的富裕群体之一。这也让城中村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他们靠着血缘、亲缘、宗缘、地缘多重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村民集体共同体,在城中村很多时候表现为有一个大姓,有祠堂,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群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际上保留了中国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专家眼中的文化生态湿地

　　“他在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一个城市要发展,拆旧建新看起来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会损失很多社会资本。”

　　2003年以前,刘先生像深圳数十个城中村的村民一样,住在同一个姓氏的城中村里,“喊一声就凑齐一桌麻将,趿着拖鞋可以跑到村头吃到最地道的湘菜”,刘先生这样描述村中的生活。后来,刘先生搬进了位于景田附近一个公寓里。“干净了,生活成本高了,生活中没有以前那股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了,也不够亲和和方便”。和刘先生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来自湖南的李先生,自2005年5月那声中国第一爆,让他的生活半径由此发生改变。在此之前他在皇岗口岸的渔农村租住近两年。他说在那里让他找到了“切入深圳生活的一种方式”,还能隔三岔五跟讲着家乡话的人在小馆子里喝上一杯,念念乡情。但是现在他在彩田村旁租了一套单身公寓,下班后,由于离老乡们远了,走动也少了,大多都是呆在房间打游戏。两年的时间显然让李先生对从前的渔农村充满了感情。在他看来,渔农村拆掉后,密密麻麻地又盖起来了房子,容积率虽然是提高了,村民的利益也更提升了,但其先前的生活内容都没有了。那些曾经租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和曾经的灯红酒绿,以及非常有人情味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都抛弃掉了。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是约翰?福瑞德曼的学生,就老师认为城中村更能代表深圳的话语她这样解读:“他为什么对城中村这么有兴趣?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一个城市要发展,拆旧建新看起来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会损失很多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是居住在旧村中的人们之间历经多年才建立起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一位曾经在旧城改造办工作的政府官员称,城中村的确是一种开放式的空间,生活在这里的人可以感受到生动的生活气息。其自然村落的布局,适合步行的距离,在空间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新的空间场所的流动,也很容易实现宗亲血缘的聚集。

　　◎开发性地保护城市记忆

　　无论是城中村中的古建筑还是原住民,在他们身上都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记忆,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应该保护这样一种人文生态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民搬离了原来的村子,去周边的花园小区买房了”。据沙嘴股份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10年前,居住在深圳城中村的人多是业主,10年后随着深圳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特区内的农民们基本洗脚上田。而随着一栋栋商品楼的林立,不少的原住民为了给后代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搬出了先前的居所。但即便如此,旧城改造办的工作人员仍然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对都市生活的适应可能会更快一些,而对那些年老的人来说,高楼恐怕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隔离。毕竟洗脚上田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身份的转换行为,其思想意识、组织方式还是原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形成,真正要达到意识、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城市化,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需要完成一个从农村集体的宗亲血缘关系模式,到城市管理模式,以及生活模式的转换。

　　艺术家欧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觉得城中村跟国外的唐人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它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一套生活脉络。随着城中村的全面改造,这块文化生态的湿地也将渐渐消失。在建筑双年展上,一位建筑学家说过,城中村作为深圳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社会风貌和邻里氛围折射着家族式群落的特色。就像一个物种的消亡一样,其在短时间内一定会带来一个失衡的连锁反应。此外,大规模地将居民从原地搬迁,动迁户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原来已经习惯了的社会生态环境被打破,而新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一时不能适应,也会造成工作节奏、生活习惯、心理等改变和震荡。

　　因此,无论对于城中村中的古建筑还是对于原住民而言,在他们身上都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记忆。张一兵提出,在城中村全面改造的同时应该保护这样一种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具有共同点,其中蕴涵的类越丰富、越多样,生态系统才能越具有生命力。

　　令人欣慰的是,对此深圳市政府已经在实践。在《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中,已经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要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划定各级各类保护范围,实施建筑保护和周边区域建设管制；加强对散布在城中村的客家民居、家族宗祠等地方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调查研究,对其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进行论证,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针对有显著特征的建筑物有选择地开展初级保护,条件许可时升级为文物保护,以避免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造成重要文化遗存的破坏。”

　　同时,深圳市政府还表示,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对主要保存在城中村的深圳地方特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对粤剧、粤曲、客家民居、客家民俗庆典等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原村民依附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要给予高度肯定,并通过举办各种民俗文化节和民间文艺展演等方式予以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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