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旧城改建中的创新与守护，是当前大多数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发展需要大刀阔斧，需要除旧革新。但是，城市建设中也需要适度的保持和保护。没有保持，就会失去了一个城市原有的容貌和基调；没有保护，就会割断一个城市的历史血脉和历史信息。我们不能在崭新的高楼立起来、坚固的大桥架起来之际，才突然发现身后是一片苍凉，才突然发现我们和我们的城市一同失去了记忆。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包括大大小小的城镇，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条条宽阔街道伸向远方，片片居民小区星罗旗布。这一切都标致着我们的生活在改变，在提高。但是，我们曾经十分熟悉，饱蘸生活历程，印证历史的东西却在不断逝去。我们常常疑惑：这座城市，抑或县城，还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城市、那个县城么？

　　比如许多县城的城墙、古老的街道，以及著名的学堂、礼堂、大院、商肆恐怕都不见了。许多县城当年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十字大街”，而最有名的饭店往往是“十字大街”街心中名的二层、三层小洋楼。这些街道多在改造中失去了本来面目，而有关的建筑恐怕也早被新的和更高的大楼所湮灭。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过去有一个名为“小南门”的商业区，南北长二里，被称之为当地的王府井，遍布各种商户，可谓吃穿用玩一条街。周末逛一逛，还真是一种享受。现在真正的王府井依然，而我所在城市的这个“王府井”在城市拆迁中不见了。这些事物构成了记忆中的“过去”。它们的逝去，有时让我们欣喜，有时让我们感伤，有时则欣喜与感伤交错。

　　不只是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城市建设中的许多遗撼也再困扰着一些名气更大的城市。今今年4月，加拿大摄影师雷格·吉拉德出版了新书《上海印象》。这本书记录了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人们从中发现，吉拉德的照片记录下来的许多历史建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上海的古老正在一点点的被现代蚕食。暮色四合下，老上海的弄堂正轻声哀叹着所剩无几的黎明。

　　旧城改建中的创新与守护，是当前大多数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发展需要大刀阔斧，需要除旧革新。但是，城市建设中也需要适度的保持和保护。没有保持，就会失去了一个城市原有的容貌和基调；没有保护，就会割断一个城市的历史血脉和历史信息。我们不能在崭新的高楼立起来、坚固的大桥架起来之际，才突然发现身后是一片苍凉，才突然发现我们和我们的城市一同失去了记忆。

　　实际上，建筑，包括城市的一片土、一片地，甚至一根树、一块匾，都是有生命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实体，一个实物，它往往更是一个符号，一段基因，传承着一个地方的一段历史、一种人文精神。建筑从来缄默不语，他只是静静伫立在那里，就能释放出千万本史书所不及的力量，这是历史的积淀所赋予它的一种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一旦被摧毁便永远无法修复。

　　基于此，我们很欣喜在新闻中读到有关的报道：北京什刹海地区，老胡同里“长”出了新的四合院，居民们高兴地说“院子的味道回来了”；南京，设立历史文化地名保护名单，进入名单的老地名将力保在城市发展、改建过程中“永不消失”；杭州创建文化遗产数据库，将全市的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社团、民间艺术之乡(村)造册追踪保护；上海已将苏州河边一些原本准备拆迁的老厂房保护下来，改造为艺术场馆，如今又有著名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呼吁将杨浦区的工业基地保护下来，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始”……

　　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历史，让城市中一些东西“永不消失”的确是再英明不过的了。

　　其实，“永不消失”的东西很多，不只是远古的文物。二三十年代的东西要保存，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包括刚刚过去的七八十年代的东西我们都要有选择地保留。譬如一个解放前的大戏台，一座大跃进时的砖拱桥，一面写着文革口号的墙，一座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厂房，如有可能，都要尽可能地保存下来。这些东西，连缀着历史，承载着记忆，现在虽称不上古迹、文物，但多少年后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古迹、文物。

　　因此，城市规划、设计、建设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大艺术。尤其如何割舍，如何巧妙地将传统与现化结合，是城市建设成败的关键。我们的城市、城镇建设中，还应多吸取一些历史学者、文化人士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座城市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不在于它的街道多么宽敞漂亮，而在于它有没有历史的沧桑感，以及独特文化的味道和世代传承的人文精神。我敢说，香港再漂亮，再现代，再繁华，它的综合价值恐怕也永远不可能超过北京。

　　让我们为城市多保存一点记忆。这“记忆”不能只存在于你我的脑海和书本、画册上，而应让子孙后代还能来到它们面前，能“记”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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