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修，牵动的已经不止是中国人的神经。

　　从2002年起，故宫、天坛、颐和园相继开始大规模修缮工作。从动工第一天起，各方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向中国亮出“黄牌”，要求中国在今年6月下旬在新西兰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就这3处伟大遗迹的修缮作出申诉。东方木结构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近日，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主办。60余位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芬兰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花了3天时间实地考察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天坛，随后就3地的修复工作以及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修缮理念与准则等问题展开讨论。

　　5月28日，会议形成并原则通过了《北京文件》，并将于近日公布。《北京文件》就中国、东亚地区、东方乃至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些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尤其对东方木结构建筑的保护与修缮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操作准则。这将是首部与国际理念接轨的东方木结构文物修缮“范本”。

　　修缮之争

　　2002年3月，故宫发布了即将进行全面抢救性维修保护的消息。据称，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对故宫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这一工程被称为“百年大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晋宏逵表示，这是一次历时最长、投入最多的集中大修，投资预计将达18亿元人民币。

　　对于故宫修缮的争议，西方学者的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古建修得过“新”，将缺乏历史沧桑感，甚至有可能破坏珍贵遗产的原貌；但东方学者则多数认为，木质古建原状不动存在安全隐患，例如1987年，故宫的城墙就倒了一片。而此次修缮的重点区域——包括武英殿、寿康宫、慈宁宫及慈宁花园等重点古建已经破败不堪，对它们进行的是“抢救性修缮”。

　　除了古建的败落外，故宫内至今仍有数处钢筋水泥建筑作为中国第一档案馆等机构的办公场所。而故宫内建起星巴克咖啡厅的做法更是引起广泛争议。故宫的缓冲区规划方案也直到2006年才获批准。

　　不仅故宫，天坛、颐和园这些典型的东方木构建筑也相继被修缮。可是据专家介绍，这3处世界遗产的修复当时并没有获得联合国专家的全面认可。据报道，自2003年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以来，世界遗产委员会连续讨论了关于这3处遗产的保护状况调查报告，并对其面临的城市发展压力、缺少适当缓冲区和管理机制，以及当前修复的理念等问题表示关切。

　　分歧何在？

　　“东方古建筑的木质结构与西方石质结构在保护和修复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双方标准一直不同，但多年来都是各说各的。”

　　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顾玉才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物专家的修缮理念存在差异。他指出，西方以“石头文明”为主，专家会采用不同石材替换柱子，新旧一目了然；东方古建多为木结构，专家会在替换木柱外进行油饰，古今难辨。这令西方专家大为不解。“但实际上油饰不仅是为了美观，更可以防潮、防虫蛀。”

　　“欧美的砖石古建筑与东方木结构的特点不一样，我们最怕的是火灾，西方最怕的是地震。由于建筑特点的不同，也决定了修复特点的不同。西方对于我们木结构彩绘等方面的做法不甚理解。东方建筑的整体性更强，好比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一根柱子坏了不太会影响整体建筑，换掉石柱就行，东方木建筑则远没有这样简单。”

　　对这种观点，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认同。单霁翔指出，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的木结构文物建筑，作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特点，适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和文化传统。但是，木结构文物建筑有比较突出的易损性和脆弱性，局部的病害不及时治理，将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此，保护性修缮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单霁翔表示，鉴于目前的维修保护原则，木结构房屋应该以日常保养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大修。“只对出现险情的文物建筑局部使用防护加固和原状整修手段；而恢复原状，是出于文物建筑整体或残存局部的安全考虑而使用的重点修复手段，必须有可信依据，并经严格论证方可实施。”

　　《北京文件》

　　5月28日，60多位东西方文物专家在实地考察3天之后，通过了《北京文件》。单霁翔对此评价说：“独具东方特色的《北京文件》标志着东方木结构文物建筑保护有了统一的行动纲领和实施准则。”

　　顾玉才说：“《北京文件》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让国际专家了解东方文物修复的特点和难度；另一方面，进一步规范我们自己的修缮行为，达成统一标准。”

　　单霁翔向记者介绍了《北京文件》的诞生历程。“如果说《威尼斯宪章》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石，这次会议形成的《北京文件》则是在充分尊重和维护宪章基本精神的基础上，针对东方木结构文物建筑的特点、目前保护当中遇到的难题，对以往的做法进行梳理、反思和总结。”单霁翔说。

　　《威尼斯宪章》是一部通行的文物建筑保护国际文件准则，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准则是建筑修复必须体现“可识别性”，即西方强调后代的修复与原始建筑要具备一定的差异。例如著名的巴特农神庙修复用的石柱就与原来的不同。

　　而对木结构的东方建筑，“可识别”原则并不适用。“好比说瓦片的修复，如果强调可识别性，采用不同材质的瓦片，那修好的屋顶就会是花的。”顾玉才说。

　　分歧如何调节？中国专家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在修复材料背面注释修复年代，既维护了木结构建筑的原有风貌和特色，同时也不至于给后世造成误解。顾玉才告诉记者，去年维修故宫时，专家们在新修复的瓦片背后都注上了“2006”字样，此举受到了西方专家们的肯定。

　　“《北京文件》体现出国际同行共同审视和思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的多样性，同时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专家理解了东方方式。”单霁翔形容说，“如果说《威尼斯宪章》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石，这次会议形成的《北京文件》则是在充分尊重和维护宪章精神的基础上，对东方木结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确立了相关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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