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还是一个丁字型的巨大院子。开国当天，毛泽东对彭真讲:要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为人民喜爱的地方，中国人口众多，要把天安门广场修建成为规模宏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整修从此持续展开。

　　开国头几年，每逢“五一”、“十一”都举行大规模的检阅、游行和庆祝晚会。刘小石说:“每年有几十万人民来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军旗过三座门都不得不放倒下，这让解放军很生气，游行的群众也不满。因为队伍一到三座门就慢下来，持续到下午还过不去，他们急着要到天安门前看毛主席啊。游行集会从东单到西单只能容下7万人，很难调度，所以很多人提议拆掉两个三座门。”

　　但是建筑界很多人不同意，与此相比，1950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时没有引起建筑界人士的反抗，吴良镛教授解释说，“那是因为从建筑艺术上看，它们没有特殊的意义，三座门则完全不同”。参与国徽设计的张仃先生说，“梁思成就不同意，他让我去找廖承志反映意见，保留它。我没去。虽然我也赞成梁思成的意见，但是那时候的想法是绝对服从党，服从大局”。

　　1952年8月11日，在北京市召开的各界代表会上，专门讨论了三座门存废一事，会议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董光器先生说:为了使检阅、游行队伍畅通，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盛会，也因为那时候每年都发生几百起人车相撞的事故，所以是一定要拆的。但会议因为林徽因的发言，会场上情绪偏向于不拆。彭真当即召开代表里的党员开会，要求大家服从市委决定，举手同意拆。这个决议于是就通过了。当时外面的施工队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会议结束立即动手，瞬间就没了。拆下的材料决定暂时保留在劳动文化宫，要是以后证明拆错了，还可以装回来。

　　张仃是从延安来的艺术家，他已经经过一番思想改造，建立了服从全局的观念。而1951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针对的是另一种思想改造——在政府官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在资本家工商业者中反经济生活中的不良手段。这场运动中，社会利益和个人良知被联为一体。

　　随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从恢复期进入到基础建设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毛泽东就曾激赏地说到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气节。他感叹“嗟来之食，吃下肚子会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建设，就是为了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很多人记得毛泽东曾憧憬在天安门城楼上能看见工厂的烟囱，那同样不是出于城市规划的理想，而是出于富国独立的愿望。

　　1954年的国庆，为了同时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检阅和游行的规模比往年更大。之前的6月，天安门广场增加了它的第一个新建筑——观礼台。这个不起眼的建筑，一般人总会忽视它，感觉不到它是一个特别的建筑。设计师张开济先生却说:“这个工程虽小，却事关重大。当时为了这个观礼台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其实，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也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观礼台总长68米多，宽度是11米多，总建筑面积为1658平方米的看台，其使用面积却达到了2470平方米，因为露天看台部分不计算建筑面积，底部有厕所、小卖部、休息室等，存物间、看台的背部以连续15个圆形拱券与天安门城楼的5个拱券相呼应。按每人占0.4平方米计算，看台可以容纳近3896人。看台平缓的坡度，刻意地弱化了它本身巨大的存在，增加的是天安门的气势。1958年，在看台的东西两侧又接建了26米长的看台，在外侧加建了73米长的看台。与天安门广场后来所有的建筑相比，这个设计强调的不是想象力而是控制力。

　　1955年天安门广场有一次比较大的变化，拆除了原来千步廊外的红墙，广场面积从7.5公顷扩大到11.3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但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当时已经调任到规划委员会的沈勃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初步规划，在广场两侧各安排三个大的公共建筑，有大宴会厅，有大会堂，有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有国家剧院等，陆陆续续做了15个方案。

　　“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第一，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高大类似苏维埃大厦的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周围的建筑不应超过它。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大;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在其中5个方案里，广场宽度大体保持在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6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这些方案在1956年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同时展出，各方面意见都不一致，多数认为，广场要开畅一些，但大体要保留丁字形广场的形式。

　　与此同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但也遇到一些相对冷静的分析，毛泽东批评这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走得太快。

　　1957年虽然是艰难不平静的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业总产值增长高达18%，农业总产值增长4.5%，来自群众的建设热情和力量鼓舞起了更加狂热改天换地的斗志。

　　1957年完成在广场上的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吴良镛先生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参加了由梁思成领导的纪念碑设计小组的工作。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他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选址，当初曾有主张放东单广场，或八宝山，但是奠基的时候已经如多数人主张那样放在了天安门广场，“即使在广场也有5个位置，一是把端门拆掉，在端门台基上建;还有建议在前门楼上建;还有主张建在棋盘街的中心位置上;还有一个就是毛主席在广场奠基的位置。这里有一个故事，梁思成总是觉得奠基的位置太靠近天安门，建议向南移动，就请负责人彭真给毛主席打报告请示，彭真说，就这样挪一挪吧，不要再节外生枝。后来建成的位置就移到了对着绒线胡同的地方，几乎是天安门与前门的中间点”。梁思成是出于对广场建筑布局的考虑，被批准是因为这样的位置给游行集会留出了更宽裕的空间。

　　吴良镛说：“位置选定后，就是形式问题了。当时的方案有很多种，亭、堂、塔、柱、碑等，高的或矮的，做成三重门式、或一组纪念柱。当时的考虑很多，样式太新，怕群众不接受，毕竟中国有碑的传统形式，如果照搬传统的碑，又嫌太旧。后来的讨论就集中在体现它的重要性上，要高大，就可以用碑的形式，这样也有文化根据，‘以文勒石’，以述德、铭功、记事。毛主席已经有题字撰文了。然后，大家就考虑碑身内要不要设计为空的，能进入，做成望塔，台基要不要做成陈列室供人瞻仰，或做成检阅台，供集会讲演用。讨论的结果是，碑身进人有损英雄的尊严;天安门已是一个检阅台，不能再有一个。这些设计被认为都不足以表达政治思想内容，被淘汰。”

　　委员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靠北的传统惯例。传统石碑一般用一块整石或几块石料，而像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的高度和大体量，不可能用整石，于是，最大的危险是会成为很琐碎的“百衲碑”。后来解决的方案是为毛主席题字部分特别凿出一块14.4米长，宽2.9米，厚1米的整块碑心，这样既解决了难题，也强调了主题。吴良镛先生说，这块石头是“在青岛开采的一块280吨的巨型花岗岩，粗加工后103吨运到北京，最后加工为6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样做已经近乎极限了”。

　　“到了雕刻上，讨论就是用象征还是叙事，是放在碑顶还是放在碑座。从建筑上考虑，放在基座上的浮雕比较合适。浮雕的内容体现的就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的话——鸦片战争以来。纪念碑的浮雕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有一些知名的领袖人物，如林则徐、洪秀全，以此类推下来，就遇到了问题，后来的历史阶段里的许多领袖人物还健在，怎么处理，给活人献花圈当然是不妥当的。后来就改为表现群众斗争。”

　　这一工程在1958年“五一”劳动节建成揭幕。此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城市与建筑，不应当是遗憾的艺术 07/03/26

·天安门广场的断代史 07/03/26

·凯德置地“新REITs模式” 07/03/26

·便携式吸尘墙面砂光机上市 大大减少灰尘污染 07/03/26

·城市建筑文化-以北京市为例 07/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