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20年·经典重温 | 我是恒隆陈启宗

观点地产网

2020-06-20 23:56

  • 本文为观点地产新媒体2007年首次对陈启宗先生完成的“领袖访谈”稿件

    编者按:在“博鳌20年”这样特别的时间历史里,我们回顾并重温20年中这些不平凡的动人记忆。

    “我是恒隆陈启宗。”这是陈启宗在我们采访前夜丢给我们的最初印象。

    其时,我们刚下晚点的飞机,陈启宗先生打来电话安排第二天的采访行程。

    在之后一天半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方才发现陈启宗在北京的行程安排得极其紧密,采访是他日程安排中的一个部分,但已经被打成一个个小段落。

    北京之行陈启宗的兴致似乎很好,为我们额外加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并且让我们陪同他前往故宫,参观他的故宫修复工程。

    我们惊诧的是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陈启宗角色的转换,商人、慈善家、激烈的批评家、彬彬有礼的丈夫、温厚的长者,抑或如陈启宗自己所坚持的本位:他是一个清醒的中国人。

    这种角色的转换为我们的采访带来了种种的困难,我们所努力寻找的一个真实的陈启宗就在这不断变换的角色中被模糊了。

    但也许这就是陈启宗。

    起浮恒隆

    陈启宗喜欢和我们讲1982年的一次晚餐。

    晚餐在座的有陈启宗与郑家纯两家,以及另外两家。陈启宗告诉我们,另外两家同样是当时香港声名显赫地产商人,土地储备不少于新鸿基。但现在,那两家倒闭了,恒隆和新世界将他们的资产接了过来,包括负债。

    “现在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们了,吃饭时,我请他儿子到主家席。有人问我,他们是谁?”陈启宗说。也许是基于对身边人命运的感概,使得恒隆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小心谨慎。陈启宗家族也被视为香港地产商人中较为保守的一个。

    “我很笨,我不知道房地产什么时候会回落,你知道吗?”陈启宗这样反问我们。

    我们无从回答,但我们知道因为陈启宗自己所说的“笨”,他在1995年到1997年里没在香港土地市场上购买过一块地。

    陈启宗只是说觉得那个时候的地价太高了,当时甚至出售了手中的一栋物业,套现二十亿港元。

    金融界对陈启宗的批评是保守,甚至批评他保守得不可救药。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陈启宗成为现金流最为宽裕的两个香港地产商人之一。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陈启宗开始重新调整恒隆的土地储备,这被认为是陈启宗商人生涯中最为传奇的一笔。

    但陈启宗只是说:价格低了,我当然就要买。

    “只买价格合适的土地”,这样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哲学成就了陈启宗。但陈启宗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样神奇,1997年之后恒隆的土地储备也只达到了足够两到三年开发的水平。恒隆没有大规模的逢低吸纳,作风依然是保守。

    但身边人的命运远不至于吓坏陈启宗这样一个充满精力的小个子男人,陈启宗说身边人的命运似乎是想说明房地产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行业,可能转眼间多年积累的财富就灰飞烟灭。

    当然,恒隆是最有资格说这个话的房地产商之一,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1982年的恒隆我们也许会发现,为何陈启宗如此坚定只买价格合适的土地的真实原因。

    恒隆至今被认为是1982年香港房地产崩盘之前最为冒进的房地产企业,在后来关于香港金钟二段地铁上盖的描述当中,恒隆仿佛被定格在一个特定年代的特定历史当中,成为后人记忆历史的一个牺牲品。

    1981年,恒隆与新世界及凯联国际等财团联手,合股组成新财团,一举夺得金钟二段地铁上盖的物业发展权,恒隆与新世界是主要发起人。

    在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大规模兴建地铁的大背景下,成立于1960年的恒隆地产很快成为香港经营“地产上盖”最有经验的发展商。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香港开始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浪潮,恒隆依靠“地产上盖”的概念迅速冲上顶峰。1981年,那一轮的房地产浪潮也到达了顶峰。

    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时任恒隆主席)一改“香港商界隐士”的作风,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的视野当中。

    “金钟二段”为恒隆和新世界两大香港地产商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前景,然而,香港地产从1959年到1981年的21年间,不同物业的地价分别上涨了74-281倍,同一时期,香港物价只上涨了26倍。香港地产的价值被严重高估了。

    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拉开序幕,被鼓成泡沫的香港地产终于因为香港前景不明开始破裂。

    然而此时,根据竞标时的要求,港英政府限期恒隆补偿正在发展中的金钟二段香山大厦的地价18.2亿元。尽管恒隆与新世界努力向银行与港英政府游说,但在银行贷款无望、港英政府同时拒绝延期补偿地价的情况之下,恒隆不得不退出了金钟二段“地铁上盖”的开发,损失近4亿港元。

    在后来人们的评价当中,恒隆似乎正是在这一场战役后开始转向保守。但在地产高潮期买入高价土地给予陈启宗的教训显然是深刻的。

    1982年后,恒隆与长江实业和新鸿基的距离渐渐拉远。1986年,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去世,叔叔陈曾焘主理恒隆,并对恒隆开始了漫长的重组,直到1991年,陈启宗接手恒隆。

    陈启宗在1997年的表现一改恒隆对香港房地产周期缺乏敏感的形象,这也许是后来大多数人对陈启宗充满敬意的原因。

    陈启宗掌舵恒隆之后,因为在上海的成功与1997年的传奇经历而使得恒隆市值上涨,到今天,恒隆已经成为香港市盈率最高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之一,陈启宗也成为备受瞩目的香港商界新星。

    尽管陈启宗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提到恒隆是1982年那场地产灾难的受害者,但我们发现在阐述经营哲学中,现金流和低负债成为陈启宗掌舵恒隆后最为常见的词汇,这大约也是1982年香港地产大崩溃留给恒隆的教训。

    清醒的中国人

    “你看看在这里有多少中国人?”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17层的贵宾休息室里,陈启宗指了指周围正在用早餐的外籍人士说,“现在全世界的钱都想跑到中国来干。”

    陈启宗对我们说,中国这二十多年是一段最为奇特的历程。对比二十多年前与今天,自己与太太来北京的经历,陈启宗说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不同的建筑里对身份认同的变化,似乎是陈启宗所说的奇特经历最为直观的表达。二十多年前,陈启宗和太太来到北京,但因为没有外宾证,被北京饭店拒之门外。

    与今天能够坐在北京最好饭店的贵宾休息室里聊天不同,陈启宗当时香港人的身份并不被某些建筑所认同。而现在,财富观念与社会体制的变化将建筑对身份的划分打破了。

    也许财富观念的改变是这个国家二十多年来最为鲜明的特征,但出生香港的陈启宗对这样的社会变迁应该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50、60十年代,香港还是英国人统治的时期,陈启宗的父辈们在香港大多有过类似感受。今天的香港已经是中国的香港,类似于李嘉诚、郭炳湘和陈启宗这样的家族,构成了香港经济的主体,他们也得到了内地的尊重。

    今天认为对香港奇迹的一个重要解读是战后香港人口的增加与资本的增加,这促成了香港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加之港英政府一系列专门为香港房地产行业发展设计的制度造就了一个香港房地产市场。

    战后香港城市发展的速度与香港房地产业关联紧密,一方面香港城市功能的转型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与内地经济水平及制度的差异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这大约是香港必须发展房地产的重要原因,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香港社会中,你永远可以找到房地产发展为这个城市留下的痕迹。

    今天中国的许多城市似乎在重复昨天香港的故事,正如陈启宗所说的一样,全世界的钱都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干,而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人口急剧膨胀。今天的中国地产显然已经到了他的黄金年代,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商人也似乎像当年的恒隆与长江实业一样迅速地积累着财富,他们在不断刷新中国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在不断刷新“中国首富”的神话。

    这显然是中国房地产商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尽管名声不好,但在中国城市变更的历史上,任何一本城市历史中都不能抹杀他们给城市留下的痕迹。

    谈到地产商人的财富的命题时,陈启宗开始激动:“现在全球说我在上海的公司怎么怎么,我也骄傲,骄傲的时候麻烦你回到家里打他两个巴掌,叫自己清醒一点。有时候我说偶然骗骗人还可以理解,我们怎么好怎么好的,千万不要骗自己,骗自己是大傻瓜。”说这段话的时候,陈启宗甚至伸出手,在自己的脸上刮了两下。

    陈启宗掏出插在口袋的一个小小的计算器为我们算了一笔帐:中国发展了28年,居民存款是2万3千亿。但近两年石油价格上涨,中东石油制造国仅靠这三年的利润就超过中国居民的存款,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是4%,不算基础光靠增长,美国5年可以再造一个中国。

    “回到家里,麻烦冲个冷水凉,洗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头脑,看一下书。”陈启宗说。

    在前往北大的路上,陈启宗说到建筑时流露出地产商人内在的对建筑的敏感。这也许是大多数传媒在对陈启宗的报道当中所遗漏的部分。

    不说国内的建筑设计水平,陈启宗认为,中国人学习的水平甚至用别人作品的水平都是不及格的。

    “在香港骂日本人最多的是我,在香港骂美国人最多的也是我,但是别人好的东西,你要中肯……你不得不承认,某些东西是外国人的好,但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个难处,不懂得用别人的东西,你用他,就要高水平。”陈启宗对中国今天城市的建筑水平所表现出来的不屑并不是一种轻蔑,我们可以鲜明的看到陈启宗脸上抖动的肌肉,“不要忘记钞票是你付的,钱是你付的,一群设计师替你设计,将来设计不好,不实用,那么谁受苦呢?你受苦。我说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你请客,我付钱,现在中国就这样子,不懂得用。”

    陈启宗执着地认为建筑是一种公众艺术,应该是美与实用兼备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美。所以不知道怎么用。但陈启宗认为这并非我们自己的错,将近一百三十年的战乱与社会动荡,让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无暇顾及对美的追求,从而造成了几代人审美教育的缺失,但在国富民强的时代审美需要回归,作为房地产商人有责任满足这种审美需求。在陈启宗看来,恒隆今天在中国内地的建筑,是要让中国人知道美。

    “这比我在故宫做的那个更有意义。”陈启宗说。

    内地

    翻阅陈启宗为恒隆地产年报撰写的主席报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其中你能见到“上海之男士女士均甚为机灵,善于掌握机会以求己身之福祉。”这样的好句子。然而陈启宗的年报行文纵横捭阖,像是一个得意的将军在部署自己的军队。

    陈启宗在1991年掌舵恒隆之后,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大约是恒隆进军内地。今天,上海的恒隆广场与港汇广场的投资回报率已经达到了20%。

    2005年后,恒隆收紧了口袋,开始谨慎起来,在香港和上海购买土地的步伐减慢,但同时恒隆突然加大了在内地其他城市投资的步伐,陈启宗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像天津、沈阳、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

    陈启宗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前无论是香港市场还是上海市场的土地价格也许都过高了。他在2004-2005年恒隆地产年报的主席报告当中担心两个城市可能同时面临一个房地产周期的顶峰。因而恒隆基本放弃了在两个城市再继续购得土地的打算。

    相反,陈启宗相信上海恒隆广场与港汇广场的奇迹会在沈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重演。

    1992年,恒隆投资上海的时候,写字楼市场并不是很大,但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的写字楼市场需求爆发,此时恒隆广场与港汇广场相继建成。核心地段的核心物业,加之陈启宗为上海精心准备了数年的团队,恒隆广场与港汇广场不但在商铺租赁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字楼也成为上海租金最贵,但最为抢手的写字楼。

    “港汇广场我们的人流量是每日52万,上海两个广场我们的回报率是20%”陈启宗说。这两个数字如今成为恒隆在内地的招牌。

    而陈启宗认为,未来的时间里,类似于沈阳和天津会重现上海的情况。

    “并不是说沈阳和天津会比上海强,但我们在沈阳和天津的成本显然比上海低。”陈启宗说。

    恒隆在沈阳的“市府广场”的设计有些像由两栋现代化的写字楼构成的大门,建成后将成为沈阳的地标建筑,用陈启宗的话来说,恒隆将于沈阳拥有东北的“门户”。陈启宗在沈阳买了两块地,总投资达105亿。

    陈启宗在内地的投资只是写字楼和商场,属于租赁物业。为何只在内地投资商用物业,陈启宗的想法简单:一是他只做长线,二是商用物业大多和老百姓的住房需求不沾边,不会影响社会和谐。

    “今天的上海不能和昨天的上海来比,你要和今天的纽约和东京来比,北京也是一样。上海要成为纽约和东京那样的城市。”陈启宗说。这是陈启宗投资的基本思路,上海可能未来会发展成为纽约或是东京一样的城市,但陈启宗依然认为这并不代表其中会有回落的周期。我们所能理解陈启宗的基本逻辑是,内地的城市依然是发展中的城市,恒隆是在投资未来的“纽约”抑或是“东京”。

    “我很笨,我不知道怎么炒短线,我做长线。”陈启宗说。

    其他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也许最难以描述的就是陈启宗在故宫介绍他的故宫修复工程。但你可以看到他向客人们介绍他在故宫的隐秘之处修建的那个全故宫最现代化的厕所时的得意神情。他在故宫的历史与厚重之间穿插的现代元素,完满之处,得意如斯。

    一如陈启宗对我们所言,捐钱也要有创意。

    如同我们在开篇时所言:陈启宗角色的变换让我们很难准确地把握一个完整的陈启宗。

    作为一个企业家,陈启宗稳健,但对专业与经济周期充满着敏感,同时他勤奋,在北京两日的行程安排得很满,每一个行程之间的过渡,是他匆匆的步伐。7月26日早晨九点他我们完成对他最后的采访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吃早餐。最后在我们劝说下,他才一边吃早餐一边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为一个批评家,陈启宗一改父亲陈曾熙“商界隐士”的作风,他骂美国,骂日本,同时也骂中国,骂中国人。陈启宗的批评风格纵横开阔,国际视野表达欲极其强烈。陈启宗的批评点多集中在中国人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陈启宗甚至有些民族主义的味道。

    作为一个慈善家,陈启宗将慈善事业玩得很投入,他捐助基础学科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大国的发展需要基础学科。他捐助故宫修复工程,在修复故宫古典而沧桑的外观后,在墙垣之内给予了故宫最为现代化的装修。他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是取消遗产税,企业家在死后将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社会。

    作为一个丈夫,我们仅短短的看见了他与太太的交流,彬彬有礼。

    作为一个长者,他儒雅,他不自觉告诉我们他做人的方式与道理。

    作为一个商人,这也许是陈启宗的本质,他只是一个商人。他骄傲地推销恒隆,推销恒隆的产品。作为一个地产商人,他对土地敏感,对建筑敏感,对政府关系敏感。

    这就是陈启宗。

    以下为观点地产新媒体2007年对陈启宗先生的专访实录:

    观点地产新媒体:大多数人眼里恒隆是成功的地产企业,陈先生是成功的地产商人,无论在内地或是香港都是这样,但我们想知道您对房地产的理解?

    陈启宗:和你们讲个故事,1982年的时候,我们和郑家纯两家人合作,还有另外两家,四家人合作,大家都25%。我们是经理人。每个星期我们一起吃饭。那个时候我爸爸在,我叔叔在,我也在,另外两家人的老人家都在。但是到了84年,其他两家破产了。那么家纯跟我就把他们的股份扛过来,债务也要扛过来,是吗?结果我们也扛得很辛苦。到了87年市场恢复的时候,我和家纯好了,那两个就完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们两家的土地储备比新鸿基还好。

    我是亚洲协会会长,他的儿子来的时候,我就请他的儿子到主人席去坐。有一些人就问,那是谁,你怎么常常把他请到主人席去坐?我心里想,你们不知道,我知道20多年了,我们每个星期都一起吃饭。房地产破产的方法很多,我也不直接跟你们讲,但房地产不是发大财的就是破产的,你们知道成功的,但是你们知道失败的吗?

    内地组织了几十个地产商到我这里来取经,我跟他们说,过几十年你们剩下一半,再过几十年,你们剩下1/4。

    观点地产新媒体:内地地产商并不受尊重。

    陈启宗:全球都是这样,不止是中国,有很多事情不能单去看中国,人家那也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全部都是人,有些事情有每个国家独特的地方,但是有些事情是运用在各地都对的。房地产商人在全球都不是太受尊重,因为这个东西非常抢手。起初的时候,全世界的国家头10年搞房地产时,都是通过偷、抢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发财立品,有些人发了财不立品。但到了比较规范成熟的市场,你再去偷抢就不行了。历史上是这样走过来的,好多人就自然对你不尊敬了,再加上有一些人是红眼症。

    我最近去澳大利亚,他们有一本杂志说,澳大利亚最有钱的有200个人,其中有65个是房地产商,就是1/3,美国也是这样,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唯一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日本,因为它的税制高,而且政府鼓励实业。我曾经在北京、上海做过演讲,我说中国将来经济能否健康正常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在于中国能否培养出一批受人尊敬的企业家。我这样说的原因是那个题目是我如何做受人尊敬的企业家。我说第一我是做房地产,做房地产是不受人尊敬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香港的房地产商比较受人尊敬。

    陈启宗:97年以前是往钱看的一个社会,钱就是老大。最赚钱的就是房地产,所以最受人尊重就是房地产。但是那是一个例外,那是很独特的环境,不能一味地用在中国的大市场上,其实世界各地都不相像。

    观点地产新媒体:国内现在房地产利润确实有些吓人,就单独的项目来说?

    陈启宗:我理解内地的房地产商,他们第一桶金还没挖到,总要累积资金,他们一定要短线,把钱赚了,这能理解。要不然的话,房地产行业这么大,资金要这么多,哪来的?他们不像我们,陈永裁、和黄、新鸿基在海外都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不成功的那些都不认识了。我是可以理解内地房地产商的做法,但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这样做。要不和谐社会被破坏了,对社会不是好事。但是他不犯法,你也拿他没办法,除非有法律,但是法律也不会说禁止,禁止也不好。但是你能够控制他。我也理解他们,我们曾几何时也是小公司,我们1200多亿也不是几天就建立起来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说过现在中国现在房地产的价格还不是很高?

    陈启宗:应该这样说,我这话的意思是像上海、北京,现在很高,要是你以五年、七年的眼光来看,就不高,因为你不能以昨天的上海来衡量今天的上海,不能以昨天的北京衡量今天的北京。要以今天的东京来衡量今天的上海,明天的东京来衡量明天的上海。但是你要知道五年、七年之后,可能房价、地价比现在高多了。所以有些人头脑简单,陈先生说五年、七年之后房价比现在还要高,现在去买。听了上半句没有听下半句,我不敢担保,将来的三年没有一个大调整。今天贷款了,陈先生说五年之后的地价高了,贷款进去买东西的,三年之后破产了,就说陈先生错了。陈先生没错,再等两年,五年之后真的比现在高很多。

    观点地产新媒体:国家现在限制外资在房地产的投资,对香港发展商影响蛮大的?

    陈启宗:在我理解,可能国家不愿意外面的钱来炒房地产,住房、地皮特别是是住房,所以它就增加税款,给我的印象就是不愿意炒卖。第一我们不做住房,所以国家没有这个担心,住房最会影响社会和谐的,商业的没有太大的影响。第二,我们长线拥有,所以我们也不会炒卖地皮,从来不囤积地皮,别人都说我们土地储备有多少,我们土地储备是买了就盖买了就盖。

    关于中国的经济

    观点地产新媒体:不少人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不是很一致,有些人对中国经济也担忧。

    陈启宗:我也很担忧。不担心是不合理的,其他新兴市场都经历过的,都走过的路,在中国能不走吗?不敢说非要走,但是不容易。

    外国很多地方都走过的路,股票市场大上大下,房地产大上大下,就是差不多是必然的,你可以调控它,叫它不出事,调控能不能成功,调控得合不合时宜,这个是很高难度的事情。有时间的问题,有力度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政治因素。所以要成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香港,我们经历过很多风暴,股票风暴、房地产风暴,在香港主要是少了一个政治的考虑。在内地因为国家大,复杂,自然就加了一个政治的考虑,所以就更复杂。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担心的。而且外国的经验绝大部分是很不好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外国的经验绝大部分都是很不好的?

    陈启宗:不好的,股票、房地产膨胀,然后就掉下来。冲击很大的。香港是一个小地方,控制香港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在一个大国家,像中国这样,你在一个城市里控制得了,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城市能控制,而且还有“传染病”。97年金融危机就是传染了。现在内地,中国这么大,很容易有这个可能性的。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观点地产新媒体:这种担心会不会影响您的信心?

    陈启宗:要判断的难度是有的,问题一定会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来,可能一个月以后,可能一年以后,可能五年以后,可能十年以后。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难道因为它来就不做事,那不行,还要投资、做生意,所以只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一个方法就是不借贷,少借贷。我不借贷,零贷款我怕什么,但是很多人会怕,他不怕那才可怕了。

    观点地产新媒体:国内这几年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影响好像蛮大的。

    陈启宗:以往这几年是太大了,香港的IPO全球跑第一,跑第二,超过了纽约。完全是因为内地的大公司来香港上市了。所以香港的金融大部分是靠内地的企业。我跟别人说,我公司在全香港上市公司当中排名第25,也就是说有24家比我大,24家有16家是国有企业(笑)……国家的力量,它当然比我大多了。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巨无霸,所以你说香港的金融市场是受内地的影响是好的影响。

    观点地产新媒体:但是这种联动因素会不会影响两地,牵涉更紧了?

    陈启宗:经济不怕紧,一国两制在政治的领域就好了,经济的领域不用一国两制。法制要一国两制,经济也不是说一国一制,而是要更多的融合,全世界都往内地跑,唯独香港的一班傻瓜说中国不行,内地不行。全世界都把门捅破了跑到中国来干。

    观点地产新媒体:如果出现调整呢?

    陈启宗:我说调整是应该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以为它不来的是傻瓜,但是谁敢说它明天来,明年来?没有人知道,可能五年才来,十年才来。还有其他的因素,国家的宏观调控,各方面的很多,还有世界局势,等等,都有影响,这么复杂。要是十年以后再来,坐在这等吗?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不是等过吗?

    陈启宗:是啊,那是因为市场太高了,现在此等不同彼等,等是要有原因的,不是乱等。你要做评估,成功的可能性是什么。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曾说过您是“炒长线”的?

    陈启宗:我永远是不看短线的,短线谁会看得透,我知道它要调整,但我不知道它是今天调整、明天调整还是五年之后才调整。自知之明,我没那么聪明。

    观点地产新媒体: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商人们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好像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个黄金时期。

    陈启宗:中国多年来,这是最奇特的一次经历。我坐在这看一看,想一想20年前跟老婆来北京的时候,那情景,天渊之别。80年代的时候我和太太来北京,住北京饭店,不让我们住,因为我们没有外宾证。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最主要的是不卑不亢,这句话在中国说了一百年,要做到不卑不亢,别人好的学,不好的不要学。我怕的是什么?从前中国人有一个自卑感,穷,现在是自高感,自大狂,谁都瞧不起。当然我碰到中低层的官员很多是这样的,高层的那些还比较有视野,还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心态有问题。根本没有看清楚世界的真实情况,你说他认识世界吗?他一点不认识世界,他认识美国,认识欧盟嘛?他根本不认识。他看的是表面的,别人成功之道他根本没搞清楚。但是钱就会作怪,有钱就会让人觉得了不起。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我昨天跟你举个例子,中国人富有吗?有人说今天我们中国人就富有了,聊老百姓的存款,13亿人口做了28年,到现在为止,在银行里存款是2万3千亿美元。很多钱啊,厉害了吧,我说不厉害,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人知道,第二个原因不一定有人知道。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均还是很低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第二个原因呢?

    陈启宗:你知道最近高油价,高油价,中东人家油多的,人口不超过1亿5千万,是我们的1/10,三年之内他们从油价的上涨得到的额外利润是3万亿。我们28年13亿人口努力工作,很辛苦的才搞出2万3千亿来。你不要忘记,美国一年的增长,美国的经济体,我算给你看(掏出计算器),美国现在大概是人均4万4千美元,3亿人口,大概是132万亿,算12万亿,一年的增长4%,比如说4%到5%吧。所以一年就是5000亿,我们国家大概是2万3千亿,它5年就可以制造一个中国的财富,增长那一部分,不说它的基数。

    你值得骄傲吗?我也骄傲,我今天坐在这我也骄傲,想起20年前跟老婆来,来北京饭店(笑)。现在全球说我在上海的公司怎么怎么,我也骄傲,你骄傲的时候麻烦你回到家里打他两个巴掌,叫自己清醒一点。有时候我说偶然骗骗人还可以理解,我们怎么好怎么好的,千万不要骗自己,骗自己是大傻瓜。中国人,当然要销售自己,我是做生意的,我也要销售公司,从国家的角度,销售国家没有什么不对,我也销售国家,但是回到家里麻烦冲个冷水凉,洗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头脑,看一下书。台湾的80年代,香港的70年代都是一个故事。这个是历史必然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毛泽东说的,不可逆转的,所以不要大惊小怪。但是我们也要教育教育那些暴发户。这个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没有见识,没有学问。不过很难达到的,有一个阶段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中国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时间停下来清醒,你能够理解吗?

    陈启宗:我能听懂,我看最高领导的言行,不只是言,还有行,他们是相当的清醒。胡锦涛、温家宝,我认为,我观察,非常清醒。但是好多其他官员……以为自己了不起,那是不知天高地厚。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脆弱,没有看清楚别人的实力。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觉得中国目前很脆弱?

    陈启宗:非常脆弱

    观点地产:在哪些方面?

    陈启宗:机制的建立还是很欠缺的。

    关于慈善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很得意您在故宫的修复工程?

    陈启宗:原来我觉得其中一件值得做的事就是修补古建筑,所以我就成立香港中国文物基金委员,负责找项目。发现这个项目当时没有人在搞,不是太有意思,后来去找文物局的老局长张德才,他也很支持,不过需要国务院批准,批了一年多,我94年进去建福宫花园的遗址,到2000年才能正式开始。故宫废墟70年没人管,有点可惜。我进去时,我记得里面好像有一条木船在里面,我说这条船哪里来的,怎么会有一条船在哪里?莫名其妙。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喜欢说怎么花钱?

    陈启宗:房地产是很好赚钱的地方,问题是还不止你是赚钱的,你赚钱以后你怎么花钱的问题,赚钱是很难的,花钱也是不容易的,你怎么花钱是一个学问。当然花钱是要有财富的积累以后,你还在发展,资金不够哪里会想到花钱。这个是现在中国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花钱,如何赚钱从80年代开始,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如何赚钱是很多种。一个朋友,他也自己赚了很多钱,他也在问我怎么继续赚钱,我就问他很多问题,他怎么赚钱的?他第一桶金赚了三个亿。所以在内地懂得赚钱的不少,但懂得花钱的人不多。捐钱也要有创意。

    买大房子,好车子,那又怎么样,你花得了多少钱?钱怎么说呢,中国有一句话,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钱也是一样,钱也可以做很多好事,我是鼓励低税率,公平竞争,大家赚钱,赚钱以后不设遗产税,但是大家都完全不交给儿子,那就对了。

    观点地产新媒体:不设遗产税?为什么?

    陈启宗:你收得太高就影响人的创业。当然我这个是乌托邦。我认为乌托邦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低税率公平社会,公平竞争,当然要照顾弱势团体。但是低税率的目的就是鼓励人创业,赚钱。最少要低的遗产税,鼓励大家捐钱,鼓励下一代创业。当然不会所有人都捐钱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刚才您说捐钱也要有创意,支助丘成桐算不算是有创意的?

    陈启宗:这个创意不高,我跟他做的事有点创意。

    观点地产新媒体:为什么会捐助基础学科?

    陈启宗:这个很简单,科学是技术之母,数学又是科技之母,所以数学是很重要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现在更多的人愿意捐助技术性的学科?

    陈启宗:这个是在乎你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还是从整体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你是从短线来看问题,还是从长线来看问题。要是从短线来看问题,当然这个行业赚钱多就往这个行业去,但如果你是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呢?必须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问题,就必须要发展基本科学,要是小国家,像新加坡,想发展基础科学也发展不了,人口只有三四百万,发展什么呢?但是中国是个大国,治大国和治小国是两回事,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基础的科学研究是绝对不行的。

    关于建筑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对中国的建筑的批评很激烈?

    陈启宗:在香港骂日本人最多的是我,在香港骂美国人最多的也是我,但是别人好的东西,你要中肯,做人要做得中肯才对,不好的你要说,如果好的你就要称赞,我问你,内地的华东设计院,你说盖过多少栋大楼是世界认可的,认为你的大楼是世界一流的,世界三流的你都没有盖过,何况是一流的,那么你盖高楼,全世界最多的是在哪?最早的在哪里?纽约。战后侵占欧洲的首都、大城市也一些,还有一些就是日本的东京、大阪,你要盖高楼,你就要找这方面的专家,你要谦逊的学习。

    我骂日本人不得了的,但他们有一个好处,你请日本人吃饭,他一定是说“好吃”。我们广东人是说,四川人不懂得吃,辣死人,没有味道,我们广东人才好。要是你是江浙的,就会说你们广东人没有味道的,太清淡了,我们江浙一带的好。你说我的不好,我说你的不好,不够谦逊。

    日本人就是你好的我就借来用,结果呢?人家人均GDP是36000美元,我们中国人还是1900块钱。同样的,你这个华东设计院,你设计过什么东西?你不得不承认,某些东西是外国人好的,用它嘛。

    但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个难处,不懂得用别人。不要忘记,你用他你也要有水平,不要忘记钞票是你付的,钱是你付的。你请设计师替你设计,将来设计不好,不实用,那么谁受苦呢?你受苦。我说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你请客,我付钱,现在中国就这样子,不懂得用。

    在94年在我搞上海恒隆广场设计的时候,我选择了世界四个大名家,搞高层设计都是世界一流的,请他们来搞一个比赛,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恒隆广场设计得相当漂亮,每一次我进去的时候,我都自我陶醉一番,因为是好的东西。徐匡迪(前上海市副市长,现中国工程院院士)见到了我,常常跟我说:“你那个恒隆广场设计得真好。”他在上海搞了另外一个(环球金融中心),他那个设计也是世界一流,但我不喜欢它那个圆圈的,就是日本人KPF设计的,后来他改了,改的那个相当不错,他现在改的那个不比从前那个差,实在是有水平,当然这个都是一个设计师搞的。北京这里你知道东四环那边,有一个叫做新光天地,那个设计是谁设计的?就是KPF设计的。还有一个中海油,中海油大厦那个也是KPF设计的,那个马马虎虎,还可以。为什么新光天地那么一塌糊涂?我就问了,同一家设计公司,为什么水平分别那么大?问题是你懂不懂用它,你自己水平不够,别人设计什么,你就拿了。我不是,你设计了,我还有十个方法来考核你,我看不是美观与否的问题,虽然美感是件大事,还有一个是实用,各方面你都要审核它。自己水平够。发展商你懂不懂,新光天地那个,KPF的强项不是搞整体设计的,而是搞高层写字楼设计的,那就是说,你让我陈某人去教打篮球,跟姚明较量较量,那不是笑话吗?你说让我去练体操,要打乒乓球那还可以。你去叫它设计那个东西,你死定了。

    上海飞机场,用了法国的设计师,莫名奇妙。

    观点地产新媒体:浦东机场?

    陈启宗:是,绝对是一个大败笔,法国人是唯美主义,他们的美不单是视觉的美,还有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美,他们搞纯数学,纯数学是搞美学的,求美,求善,法国人不讲求实用的。例如你去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你把那个位置、椅子、台拿出来的时候,第一,你不懂得怎么拿出来,怎么铺好。第二,你吃完饭收不回去,很复杂的,但是很美,都不实用的。你还叫法国人设计一个飞机场,飞机场实用很重要,飞机场不实用,别人会骂死你。法国人的设计飞机场实在差劲,巴黎的飞机场,新的那一航空站,漂亮得不得了,但实用吗?离谱!我秘书都不替我安排经过那里,我要是到欧洲哪里去,尽可能避免经过法国巴黎飞机场,为什么?一塌糊涂。中国人要找别人来设计,找一个法国人来设计,加上省钱,用的料子更离谱,你看天花板。这就是拥有者不懂。

    我今天去看一个教授,和一班教授吃饭,其中一个教授跑到香港来,我太太招待他,他看到那些建筑,说这个就不行,他说不行的就是贝聿铭设计的中银。

    我说美感、美学是中国人要讲的,因为我们战乱二百多年,清末的时候开始,战乱的时候有饭吃就已经不错了,你不会去求美,求善,美学是在国家富强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东西,在欧洲也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比较安定的时候,才产生了对美学的追求。我说中国对美的感觉,我不是说中国人不懂得美,那个国画更美,莫高窟真美,山水画真美,但那是几百年前的。

    现在中国进到现代社会里,要对现代社会的东西有新的体验,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够建立出对美的要求,那么盖高楼,你跑到上海、北京、广州去,一大堆垃圾,为什么呢?都是当地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我不是讲笑话,我说恒隆就是提升中国老百姓对美的追求。我搞一个恒隆广场出来,你经过那里,你慢慢就会欣赏它。这就是渗透作用,把那个美接收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去,然后他再看不那么美的东西,看起来不一样,为什么我对这个这么喜欢,为什么对那个就不喜欢。慢慢的有些人就会悟出一个道理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修复故宫,是在文化领域里做一个好事,大事,我不否认这件事。但不是对外公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在那里修复对老百姓文化提升的意义显然没有公众建筑高。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这个钱不是那个钱,这个铜钱不是那个铜钱,铜钱就是铜钱,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十块钱就是十块钱。

    观点地产新媒体:价值有不同?

    陈启宗:对,为什么呢?因为一块钱的背后有东西,那一块钱没有东西,我这一块钱后面我带着经验、美感、设计、经营、软件、管理等等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一块钱不是一块钱,而是十块钱。我告诉你,我到一个城市去,因为我的标志、要求是要全市最好的,拿不到就是我输,别人占去了,我就离开,不来了,好几个城市我已经撤去了,因为我来得太晚了,别人已经进来了,深圳我一块都没有了。

    但有些城市欢迎我来。他问我你就是那个盖上海恒隆广场的?港汇广场?好陈先生,欢迎你来。欢迎你来,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只认为我有实力,他还意识到我的一块铜钱不是等于一块铜钱,我能够把你整个城市老百姓的美感慢慢地提升,当然,我的一己之力不够改变整个城市,但是我的每一栋大楼都是公众的艺术。

    当然我并不纯粹是只求美,而要赚钱,也要求实用,因为我的钱是股东的,我不能拿他的钱去求美,这不现实,但是求美和求现实不是互相排斥的,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是我的工作。有些城市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进去,你是挂我的名,你不批给我,你说你出恒隆一块钱,别人出一块,我给他做,因为他是本地商人。我就说你这个地方我不进了,你的水平不够,他没有看到“十块钱”不等于“一块钱”,这一块钱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些城市不一样,他就知道,陈先生搞的都是世界顶级的。

    审校:劳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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