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海南特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突围”的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最后没有形成足够的标本意义。
编者按：国务院于2009年12月31日颁发《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并表示将积极引导和发展与旅游业相适应的房地产业，条件成熟时，在海南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一
所谓国际旅游岛，按照其“始作俑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的说法，就是在特定的岛屿区域内，限定在旅游产业领域范围中，对外实行以“免签证、零关税”为主要特征的投资贸易自由化政策。
有关消息称，在批复《纲要》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将在投资项目资金安排、财政和相关政策方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给予支持，以加快这一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等方面重大创新试验的进程。
所谓“重大创新试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纲要》，海南将从生态、文化、餐饮、住宿、交通、旅游、购物和文娱8个方面进行国际化改造。据消息灵通人士指出，一旦《纲要》获得批复，海南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国际游客的免签范围，并延长免签，为游客进出提供尽可能的方便和自由；建免税商店，将国际航班延伸到海南；并在旅游产业的主要领域，全面开放市场，率先实行入世承诺等等。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限定在旅游产业领域范围中”的改革和开放为什么会令海南如此心动不已呢？
答案当然在旅游之外。按照海南高层近年来的设想，海南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通过国际旅游岛战略让海南在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方面能够获得一些类似自由港的特殊政策，必将起到全面促进和加快海南发展的效果。
从当年希望借助一步到位的“特别关税区”来实现一飞冲天的雄心，到现在通过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来迂回推进“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海南20年的轮回令人心生嗟叹。
二
1988年，面对一片沸腾的海南，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清醒地指出：“1988年来的外地人所面对的海南是一个落后的边陲社会，他们的宏伟目标在建省早期能否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
当年才30多岁的迟福林，很快便强烈感受到了“主客观条件”是如何的不成熟。20年前，迟福林调任海南，是第一个到海南报到的由中央下派的厅局级干部，曾任海南省委首任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亲历了海南20年来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1988年，海南提出特别关税区的设想后，我随海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许世杰出国和国外的银行谈合作，很多的金融财团都表示要进来。泰国的盘谷银行、新加坡的华联银行等都表示了进来的愿望。”迟福林回忆说。
把有着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许世杰和梁湘二人调到海南这个举动本身，就传递出当年中央对于海南复制深圳特区模式的强烈企盼。所谓“一线管死，二线放开”的特别关税区构想，和深圳特区与香港之间的二线关模式几乎如出一辙。
然而对于特别保税区的推出，海南在最后时刻犹豫了。现在回头看去，许、梁二人其时的犹豫也在情理之中，与深圳之倚靠珠三角腹地不同，以海南之 “孤悬海外”，万一大陆的供应一时隔断，而来自海外的物流暂时接济不上，偌大一个海岛如何自处？
而洋浦的命运，回头来看，似乎也不能全归因于“左”派们的质疑诘难。在党内素有开明派声望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曾于1989年初视察洋浦。据知情人士介绍，当时也是天公不作美，接连几天阴雨连绵，洋浦开发区一片萧瑟景象。田当时未发一言，回京后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写了封信，大意是到海南看了一下，感觉第一是基础设施太落后，第二干部的观念太落伍，一旦放开以后，担心会出问题，建议中央过几年再来考虑。
主观上的谨慎犹豫，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外部大环境的迅速变迁，令“特别关税区”乃至“大洋浦保税区”方案胎死腹中。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琼台自由贸易区”构想。据迟福林介绍，当年提出“琼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台湾方面很积极，1988年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在第一版的全版刊登了台湾当局关于对海南岛实施全面的农业、渔业技术合作的援助计划，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计划搁浅了。
其后海南虽然曾于1992年再度力推“特别关税区”概念，并于《海南日报》头版鼓吹“特别关税区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要快搞的问题！”，然终因海南内外人事迭变，形格势禁，“特别关税区”之议再难成气候。
三
从建“一线管死、二线放开”的社会主义“香港”，到洋浦开发区、特别关税区、南海开发战略基地、海南国际旅游岛、中国综合改革试验区、琼台自由贸易区……20年来，海南特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突围”的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最后没有形成足够的标本意义。
“20多年来海南的变化巨大，但是发展并不是很顺利，很多重要的机遇，都没有抓住，甚至把它丧失掉了。这也是海南没有实现当时中央构想的一个关键原因。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海南自身对机遇的判断严重不到位，错失机遇；二是大环境的变化，导致有一些改革被拖延。这些机遇的错失，使得海南市场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回首往事，一直守望着海南这片热土的迟福林不由得感慨系之。
“开放受到限制，那我们就多做改革的文章。”迟福林回忆起1990年代海南率先推出的股份制改革，以及人才、房地产、期货等要素市场的建立，感奋之情仍溢于言表。在开放方面遭遇的挫折令预期中的国际资本却步不前，而市场化改革则令海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为全国投资的热土。
然而现实再次令理想变形乃至崩塌。由于缺乏真正的实质性产业做支撑，这些投资迅速转移到了无需太多产业积累的房地产领域。接下来的故事尽人皆知，不管动机初衷为何，这些来到海南的资本都成了短期资本，其逐利的本性令海南泡沫越做越大，直至迎来宏观调控的肃杀之风。
风过后，海南一片狼藉。
四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89年到1993年，海南每年有上千家企业注册。与之相匹配的则是数百亿资本的涌入和十万热血青年下海南的胜景。
“1989年以后，海南的领导就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占领市场的制高点来吸引外来投资，于是在市场要素建立上想办法，成立期货交易所、房地产交易所等等；第二吸引大批企业进入，方法就是搞股份制；第三是搞社会保障改革；第四，市场放开，包括粮食等多种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此时正是中国短期资本寻找出路的时候，海南就给这些短期资本提供了机会。”迟福林如此诠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起因。
资本进来以后，就有逐利性。面对没有产业基础的海南，这些资本有两个出路，一是进入房地产业，二是炒股票。“海南房地产的兴起也不是没来由的，创立了那么多公司，自然会形成对办公地点的需求。那时候房地产不是搞住宅楼，主要搞办公楼，每年有三五百亿短期资本进入海南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出现了房地产热。”迟福林回忆说。
海南的悖论在洋浦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经过了5年的延宕后，1992年初国务院终于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并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政策，洋浦开发区成为国内唯一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但洋浦迅速卷入了炒地皮的狂热之中。原来想用来吸引外商投资建厂的洋浦工业开发区，成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区。1992年到1993年，熊谷组以每亩 300万元左右的价钱卖出去900多亩土地，而当时海口和三亚的工业用地价格每亩才13万至15万元。“如此高的地价，最终导致谁也不敢在洋浦办厂，也不会有兴趣在洋浦投资设厂。”原洋浦工业区规划土地建设局长夏明文博士回忆说。
在那些经历过海南地产泡沫的精英们中，至今一些人还不能以平常心回视那场短暂的盛世浮华，总觉得假以时日，泡沫总会消化，投资获利的资本终归会流入别的产业部门。
迟福林对这样的观点多少有些认同，他认为“如果没有后来的政策变化，海南这些炒房地产的短期资本是可以引导向产业转移的。这个时候大家也意识到问题了，准备向别的地方转移，但此时关于海南的政策环境却变化了。”
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有人说，幸亏中央没有批准海南成为“特别关税区”，否则以地产泡沫之凶猛，再加上资金自由进出，后果不堪设想。有人说短融长投的想法看上去很美，但却不可能实现，这在后来的德隆等资本“传奇”里一再得到印证。
也有人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国力，无法支撑两个狂飙突进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当国家资本意志的触角已然伸向浦东的时候，海南的命运便已注定。“海南当年是靠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当初，中国房地产的许多精英大多是从海南出去的。浦东开发是国家资本的体现。我在1992年去日本的时候，和日本的投资者交流，我问他们，日本投资者对海南有很大兴趣，为什么迟迟不投呢？日本人的回答是，一是我们还没有看出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真正决心；二是在一个落后区域，如果中央政府没有投资，说明中央政府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所以国际资本都看你这个棋子是什么样的性质，是战略棋子还是无可轻重的棋子。”迟福林说。
从激励无数热血青年南望天涯的改革热土，到冒险家的乐园，再到满目疮痍的伤心之岛，海南似乎过早过快地挥霍了自己的纯真年代。在那之后，海南经历了一段漫长舔伤的消沉岁月。
五
时光行进到21世纪初，海南迎来了自己的工业化转机。“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成为海南的发展战略。
2003年，洋浦引进第一家大型企业——金海浆纸项目。也是在这一年，海南掀起了央企强势主导海南地方工业重组的浪潮：华能集团重组海口电厂，一汽集团兼并海南汽车厂，红塔集团重组海南卷烟厂，武钢集团控股兼并鹏达薄板厂等等。
2004年8月，《关于加快海南省新型工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以大公司、大项目带动，加快提升海南工业比重”的设想。
事实上，这样的战略已经显现出它的作用。数据显示，2007年，大项目带动海南GDP增长14.5%，财政收入增长58%。
通过“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策略，“再造洋浦”的战略也得以推进。2005年以来，洋浦开发区的多个经济指标“井喷”，年增长率达到10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500%。
占海南陆地面积不足千分之一的洋浦，如今承载着海南40％的工业产值，进出口占60%——从当年备受国人瞩目的“特区中的特区”，到眼下的工业地标，洋浦的走向从始至终都折射着出海南的命运轨迹。
六
为了推进海南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海南方面备下了“上中下三策”。“第一种方案是理想方案，以亚洲为背景，建立规范意义的自由贸易区。第二种就是以南海油气资源和平开发和两岸经贸合作为背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区。第三种是以建立国际旅游岛为重点，推进海南岛国际化进程。”迟福林说。
按照迟福林的设想，如果将自由贸易区与能源相结合，最实际的操作是将洋浦作为自由工业港区，明确其作为南海能源的国家战略基地。
洋浦已经做好了准备。总投资116亿元人民币中石化800万吨炼油厂已于2006年在洋浦建成，该项目工业产值333亿元，约占海南全省工业产值的 30%，是洋浦目前建成的最大工业项目。洋浦正在推进中的还包括150万吨烯炔、100万吨乙烯、160万吨造纸、1000万吨石油商业储备等项目。
曾欲成长为中国最大特区的海南省，最终和不少后发地区一样，走上了一条靠大企业引领大工业实现反梯度赶超战略的平实之路。海南，第一次有效实现了产业和资本的“亲密接触”。在此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概念，也因之被注入了不少实质性内容，似乎可免其前身“特别关税区”命运多舛之虞。
接下来的问题是，走上了新型工业化之路的海南，如何协调以国际旅游岛促自由贸易区和以 “能源和平开发平台”推进自由贸易区这两者之间，因环保、生态、油气、炼化等对冲性概念而产生的龃龉和张力。“洋浦的战略地位不在于其加工能力，在于它的中转能力、输出能力，将其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油气储存交换基地，是一个大市场，而不是成为重化工业加工基地。这样就能与海南国际旅游岛、生态岛的发展思路相契合。”迟福林解释道。
光阴荏苒，海南与中国改革一样经历了一个祛魅化的过程。所谓曾经错失的机遇和可以避免的泡沫，似乎都有着不得不然的宿命意味。而海南一路踉跄前行的轨迹，更表明所谓“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概念、资本和产业的“完美”结合，其间时势际遇的更替并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么有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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