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重要规划案例的分析, 揭示了重庆日常性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并对改写了的和改写中的空间集体记忆进行总结。

　　1997年以后，在直辖、西部大开发、库区建设和快速城市化的四重机遇下，重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历经20年改革开放、10年直辖发展的积累后，重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大历史任务而规划了一系列宏伟蓝图。本文选择了近10年来对重庆空间生产影响重大的规划案例进行分析，并对城市空间集体记忆的改写进行了总结。下面从空间生产理论开始展开切入当代重庆的城市空间分析。

　　一、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

　　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财富的“空间生产”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菲弗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的重要理论，是对城市规划纯科学逻辑论和技术统治论的一种修正[1]。该理论强调了城市理论及规划的政治性前提、形塑空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2]。大卫·哈维受到列菲弗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着重研究了城市建成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他从资本的城市化和相互关联的资本的循环来揭示城市的开发和再开发过程[2]。直辖后重庆的政治地位提高，城市空间生产的模式、理念、定位和目标均发生了质的改变，资本的城市化速度和资本循环的频率加快，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发生了突变。

　　“空间消费”是对法国结构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卡斯泰尔的“空间的集体消费”的概括，即城市空间消费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2]。城市空间消费是集体消费，消费才能体现生产的价值。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控制和管理，从而保证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实现良性的承接和循环，也就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重效益。以此来考察重庆直辖后的城市规划历程，在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空间生产与城市规划

　　空间生产，规划先行。从1997～2007年的10年是重庆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规划编制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意义最深远。2007年4月28日，重庆市规划局与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联合《重庆晚报》向全重庆市民推出了直辖10年重大规划事件评选，就在这10年中精选的36项规划事件中进行投票评选[3]。以下分别从几个方面论述其中的规划事件对空间生产的影响。

　　城乡空间规划方面涵盖7个规划事件：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主城区控规全覆盖；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区县总规修编；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完成；小城镇规划编制和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启动。这7个规划事件对重庆市未来城乡空间生产的指导作用意义非凡。它打破了重庆以前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割的空间生产惯例，使重庆市市域范围的空间生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对城市公共资源在市域层面上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建立了宏观的、长效的控制。

　　宜居城市规划方面涵盖4个规划事件：住房规划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城市设计引导城市风貌特色塑造；系列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定和实施；商圈建设。这4个规划事件分别关于城市居住空间、城市重点地段、城市非建设用地和城市活力核心地带的空间生产和消费。这4个规划事件标志着重庆市的空间生产从量的铺开向质的提升转变，在关注空间生产的同时，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城市特色的关注，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对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关注。

　　交通规划方面涵盖5个规划事件：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扩建工程规划和实施；一环十射铁路网规划实施；二环十射公路网规划实施；一环九线城市快速交通网规划；桥都规划。这5个规划事件反映了重庆市交通空间生产的状况，对提升城市空间的活力、提高人居幸福指数、提高城市竞争力十分重要。

　　人文规划方面涵盖4个规划事件：10项社会文化设施规划顺利实施；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取得显著成效（如磁器口、湖广会馆、通远门城墙）；历史名镇保护规划出台及实施（2006年第一批有38个历史文化名镇公布）；优秀近现代建筑挂牌保护（2006年第一批有101个保护建筑挂牌）。这4个规划事件改变了直辖前重庆市空间生产一重三轻的生产状况（重产业空间，轻生活、文化、历史空间），对日常性和纪念性城市空间的建设平衡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提升重庆的文化和经济活力是有巨大贡献的。

　　城市空间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的产物，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重庆直辖后政治地位变化，调控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也相应变化，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强烈。重庆市近10年城市规划和空间生产跨越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从市域范畴、都市区、主城区到渝中半岛、解放碑CBD空间，这种大面积、深层次、快速激进的城市空间生产是与权力、资本、技术力量的强烈干预分不开的。

　　三、日常性城市空间生产状况

　　渝中半岛是重庆主城区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的城市区域，经过千百年的自然演化、渐进式发展和有机更新而独具特色。但毕竟其公共空间建设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需要体系化、特色化和层次化。通过国际竞赛招标方案整合而成的渝中半岛城市设计，为重庆最有特色的老城区的空间生产提供了指导作用。由于该城市设计通过了人大立法，在全国率先确立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以及对城市建设的直接指导，具有体制创新的示范作用。以下从这个城市设计提炼出来的要素中的城市阳台和景观环路两个子项来探讨渝中半岛日常性城市空间生产状况。

　　法国建筑师在投标方案中提出的“城市阳台”构想被接受为渝中半岛城市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它既可为市民提供休闲、观景的城市开敞空间，同时其本身也是城市中的一道景观。2004年3月渝中区率先实施的较场口和体育路两个城市阳台都是利用渝中半岛的陡岩、坡坎等特殊地形设计的，很有重庆特色。在渝中半岛共设计了14个城市阳台，共分3批建设：2003～2007年拟建临江路、洪崖洞、较场口、建新坡、南区路、体育路、长江一路7个城市阳台；2008～2017年拟建曾家岩、黄花园、人民公园、石板坡、国际村5个城市阳台；2018～2030年拟建嘉陵江南桥头、望龙门2个城市阳台。

　　景观环路也是渝中半岛城市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可以丰富周边市民日常性生活空间。在景观环路城市空间中观景，同时本身也希望成为独具本土特色的地景。市级及区级两级财政拨款总计500万元，对石板坡和胜利坡景观环路沿线前排醒目的111户民居进行改造，以提升城市形象。改造工程是在不拆除现有建筑的情况下，对民居墙体进行排危和装修。另外，改造工程还将维修小区道路、疏通室外排水、适当加宽室外活动场地和增设休闲设施。

　　四、集体记忆与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本身就是市民们的集体记忆。城市和记忆一样，与物体和场所关联。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场所。这种物体、场所和市民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的宝贵财富。意大利建筑师、学者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指出，集体记忆参与了公共作品中的具体空间转变，记忆是理解整个城市复杂结构的引导线索。集体记忆可以帮助掌握城市结构的意义、城市的个性以及表现这种个性的建筑[4]。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的空间生产就是城市集体记忆的生产。不同的空间生产模式产生相应的有形的空间形态和无形的集体记忆。以下从物体性生产和场所性生产两个方面来谈一下空间生产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在直辖后新重庆的城市物体生产方面，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湖广会馆和三峡博物馆代表了集体记忆的新成就。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是重庆市的规划机构、规划事件、规划成果进入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湖广会馆凝聚了重庆母城——下半城会馆文化的精华，是老重庆集体记忆的浓缩性展示；三峡博物馆是巴渝文化和库区文化的展示窗口，是大重庆地域集体记忆的一次整理和推出。这些物体生产主要体现出一种纪念性、抽象性和展示性，而场所生产则更多的是一种日常性、具体性和使用性，更多地贴近生活世界和日常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说，场所生产比物体生产更重要，更能改善普通大众的城市生活质量。

　　在直辖后新重庆的城市场所生产方面，商圈场所和滨水场所代表了集体记忆的新成就。商圈的岛屿化、步行化、景观化，是直辖后重庆空间生产的一大亮点。滨水场所的生活化、多元化、景观化更是不能一笔带过的篇章。

　　商圈场所的空间生产包括解放碑商务中心区1个中心和4个副中心的步行化公共空间建设，一大四小商圈相互竞争，前后攀比。共同的特色是外部车水马龙环绕（岛屿化），内部人山人海（步行化），大树、喷泉、雕塑星罗棋布（景观化）。商圈的概念带动了公共出行的秩序，提高了GDP，扩大了就业机会，改善了政府的财政，同时也强化了重庆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集体记忆。

　　滨水场所的空间生产扩展到长江、嘉陵江的两江四岸空间。南滨路、北滨路、长滨路、嘉滨路互不示弱，争先恐后，各显神通。长江以北的长滨路滨水空间历史包袱最重，用地最局促，空间最紧张，改造成本最大，但今后结合渝中半岛景观环路、山城步道、城市阳台和楔形绿地等要素改造，潜力不可小觑；南滨路先声夺人，开发最早，影响最大，业态最丰富，要素最齐全，空间最完整；北滨路依托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洪恩寺公园等概念，在众多大开发商和超大盘的烘托下，其势汹汹，后发制人；嘉滨路依托瑞安重庆天地项目也正日夜兼程，全线铺开。重庆的滨水空间从生产性岸线变为生活性岸线，从领域模糊地带到地位突显区域，从消极边缘到积极场所，大大拓展了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集体记忆。

　　五、城市空间消费与集体记忆的恢复与改写

　　城市不断在发展，表现在城市空间的变化，有物体性的变化和场所性的变化。城市的空间生产表现为物体性生产和场所性生产。城市空间生产完成后便进入了城市市民的集体生活，也就进入了空间的集体消费。集体记忆是在城市空间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也是随着城市空间消费模式的改变而改写的。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说，城市集体记忆的恢复是必要的，而改写必须是慎重的。

　　重庆直辖10年来，一方面是恢复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在空间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集体记忆。直辖后，重庆城市空间的集体记忆在时间向量上被引导为八小时重庆（市域范畴），一小时经济圈（都市圈范畴），半小时主城区（主城范畴）。用时间计量的城市空间可达性差异反映了空间生产在不同地理区位上的侧重，是经济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差异的表征。

　　城市空间生产导致了城市变迁，城市变迁的程度和质量将影响集体记忆的改写程度和质量。城市变迁或缓慢或迅速，或渐进或激进。集体记忆的改写步伐会滞后，但节奏是与变迁相合拍的。直辖导致了重庆辖区范围的变化，同时其政治地位、经济政策、管理结构和配置资源能力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城市变迁原因会影响到城市空间生产模式和形态、资本的城市化模式和资本循环的速度、城市空间消费和被使用的方式，最后会影响到集体记忆的改写。在权力、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共同作用下，我们期待重庆城市的空间生产及其相对应的集体记忆有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2]王伟强. 和谐城市的塑造——关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重庆晚报编辑部. 请您评选直辖十年重大规划事件. 重庆晚报，2007-4-28（16）.

　　[4]罗西 A. 城市建筑学. 黄士钧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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