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塞罗柯斯在1974年做了一次贯穿亚洲的旅行，写成“铁路大集市”这本书。他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很少听见火车驶过的声音，也没有乘火车的愿望。”塞罗柯斯在旅行中动用了所有和滚动有关的运输方式，但是1974年还没有连接新加坡与曼谷的东方快车。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东方快车的铁轨沿着整个马来半岛，带着它的旅客进行一次上溯到东南亚殖民时代的旅行。火车给人的感觉好像它始终忠于职守：将英国官员从靠泊在新加坡码头的蒸汽轮船上运送到他们在吉隆坡或槟榔屿的新岗位；搭乘包括像毛姆这样的作家，让他们收集异国情调的细微末节来写成远东的故事；或者把从英国大学读书回来的马来王子送回他们的宫殿。

　　所有和旅行有关的事项都指向过去的年代——那时，在大英帝国这个特别的角落，日暮时分意味着在阳台上品尝威士忌酒和盛装出席晚宴。列车的装饰风格是老派的奢华，备有黄铜吊灯、紫檀木和榆木的护壁板。火车头被命名为“马特·撒赖”，也颇有殖民时代的意味：那是稍带揶揄的马来语，意思是“白人”，从胡作非为的“发疯水手”一词引申出来。

　　事实上，东方快车仅始于1993年，是首次运行在新加坡和泰国首都之间的列车，在此之前乘客必须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转车。然而16年来，东方快车差不多已经变为两个著名豪华酒店的延伸：它的许多乘客在旅程两个终端之一的曼谷住的是东方大酒店，而在新加坡则是住拉斐尔大酒店。

　　新加坡的铁路终端和这个岛国的樟宜机场相比是另外一个极端，给人的感觉是隐匿在它所服务的城市之外，而且有一种破败的味道，远远落后于21世纪快速发展的潮流。除了我们四十余人要登上东方快车，火车站里空空荡荡。车站职员的绿色和米色相间的制服和车上侍者的制服很匹配，他引领我们来到自己的车厢。车厢里的扶手椅和沙发到晚上可以放下成为单人铺位。在火车上想要空间宽敞似乎不合情理，但我的“州长等”舱室有7.8平方米，空间足够大了，一点也不局促拥挤。淋浴间和壁橱都很紧凑，这也不奇怪了。

　　火车悄无声息地开动了，驶过新加坡郊外的开阔空间，穿过钻石形的岛屿，驶上铁路公路并行的大堤，朝马来西亚方向前进。

　　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旅行，我们必须下车办理马来西亚的入境和海关手续。回到火车上已经快到早中饭的时间了。像晚餐一样，坐席有两种，侍者会前来询问你的意愿。

　　车上的第一餐我要了韭菜色拉配柠檬汁浸螃蟹和洋芋配草莓酱，新加坡风味咖喱风鸡、川味蔬菜和米饭，还有带荔枝摩斯的布里多尼饼干和山莓。

　　午餐过后不到一个小时，下午茶就送进我的车厢了——一壶茶、蛋糕和我尝到过的最完美的咖喱泡芙和美味而馅料充足的薄饼，令人回味无穷。

　　晚餐的美味菜肴让人又是一顿饱餐，食品有鹅肝馄饨、海鲜蛋奶酥配龙虾浓菜汤和果仁奶油拌水果。

　　所有用餐服务都很有风度和档次。每当旅客从长长的走道里走向餐车或者阅读室时，侍者们都娴熟地背靠门廊和橱柜让出道来。客人们也是很有风度，用晚餐的时候，列车长建议说，“男士们穿上外套，戴上领带会比较得体。”结果客人们都穿西服，戴领带，虽然在热带的气候下显得有点过头，还好车厢里面有空调。站在瞭望车厢的敞开平台上，就着白兰地和雪茄嚼着肥肉，而火车在夜幕下快速经过路轨旁迎面扑来的橡胶林和油棕林，也是一种很不一般的体验。身穿一件便服，戴一个领结似乎是最起码的了。

　　在这样的自我放纵之后，入睡就很容易了，尽管由于英国人在19世纪的时候把铁路铺在东南亚茂密的丛林中，有时候铁路似乎久已遗弃不用了。赤道仅在几百公里以外，深夜和白天之间的黎明是最最短暂的。

　　在两天时间里大家这么近距离相处，人们必然会相互讲讲话，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愉快的事情。我是单身客人，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在一张餐桌上吃饭，这样在第一夜我发现一对很有趣的中年同性恋伙伴，第二夜邂逅了一群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旅行社女职员。

　　其它的遭遇就有一点匪夷所思了。比如在晚上很晚的时候，一位60岁左右高大而又晒得很黑的德国人在走廊里拦住我说，“你很像我儿子。”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开始很严厉地教训我，告诉我对于婚外恋要谨慎。

　　东方快车通常在新加坡和曼谷之间还要停三次。第一站是为加水在吉隆坡作短暂停留，乘客们只能在站台上散一会步，欣赏马来西亚首都火车站模仿的摩尔风格建筑。第二站停的是巴特沃斯，它是与槟榔屿隔海相望的一个大港口。旅客们在这儿下车乘渡船越过海峡前往槟榔屿游览。第三站是泰国的凯其纳布利，两国的分界线在桂河中穿过。但是由于眼下泰国动荡不安，特别是南方各派的纷争，在长达66个小时的旅行中，或者说在全部旅程里，你都不能走上通往曼谷的繁忙的公共火车站的站台。

　　火车在巴特沃斯停的时间比往常长了一点，乘三轮车到槟榔屿首府去游览一下时间足够了，可以满足有这样观光胃口的人们：游览邱公司庙、踏访青苔密布的英国墓地、去康澳里斯城堡寻幽和在岛上美丽的公园里闲逛。接下来，我们一直向北行驶的火车又掉头转向南方，这是因为外交部现时的旅行建议指出，泰国南部的政局比其它地方更加动荡不安，越过边界是很不明智的事情。所以火车又重新经过马来西亚西部的城镇、种植园和原野，然后穿越大堤回到了新加坡。我们不是从A地到B地，而是乘着东方快车从A地回到了A地。

　　回到家里后，我很高兴听到了鲍尔·塞罗柯斯在电台的讲话。他说，“奢侈是观察者的大敌。”也许东方快车不合他的胃口。而对于我们，不是带着笔记本，而是装着急于想阅读的毛姆和伯吉斯的远东小说、艾利克·瓦的“曼谷传记”、杰.吉·法莱尔的“新加坡一瞥”等书籍的手提箱，这是一次自我满足的心灵之旅。东方快车带我们回到了一个与现在不太一样，但是更为优雅的火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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