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的角度来看，建筑能否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呢？如果建筑师们的眼界在不断进步的话，那么建筑是否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呢？
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
四个月前，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公开发表评论说，艺术家们在去中国工作之前必须得好好地思量一下。他还补充说，“我不会为极权主义政府工作。”他的这番评论引起业界的广泛不满，许多的建筑师也指责他十分伪善，因为他自己的公司最近刚刚在香港承接了一项工程。
不过，自从李布斯金先生在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发表了这一关于房地产开发和策划的演说之后，建筑师中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激烈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在极权主义者领导的或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进行工作的道德规范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著名建筑师在中国、伊朗、阿布扎比、迪拜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建筑设计工作。但是，在这些地方，公民的自由或对移民工作者的使用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所以这一问题又一次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建筑博客上到处都是争论，人权组织也督促建筑师们在接受委托时一定要留意这些国家的政府所持的政治策略和当地的劳工状况。
让建筑物拔地而起
意识形态问题与建筑学本身一样，都是十分古老的。在设计一些姿态鲜明的表现强权客户的态度的建筑物的过程中，建筑师们是否会非常含蓄地支持这些客户的做法或者利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在创造建筑神话时采取合作的态度呢？
或者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建筑能否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呢？如果建筑师们的眼界在不断进步的话，那么建筑是否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呢？
总的来说，工地上的高级建筑师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实际的问题；除了李布斯金先生公开表示不愿意为这些敏感国家工作之外，其他的建筑师们都拒绝接受针对本文的采访。不过，这场争论也强化了在建筑设计时做出复杂的决定——从基本的财政需要，到公众的参与，再到建筑物所发出的大量的信息——同时，也促使建筑师们反思他们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
洛杉矶知名建筑师汤姆·梅恩(Thom Mayne)在上海承担了一项建设某一公司总部的工程。他说：“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建筑是一门需要进行谈判的艺术，它有很强的政治性。如果你想让建筑物拔地而起，就必需有一定的交际手段。”
博得世人的赏识
“我一直对遇到阻力的建筑感兴趣——这样的建筑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梅恩补充说。他还表示，自己刚刚接受了采访，因为他在阿布扎比、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东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承揽了很多工程。“在有对手的情况下工作时，你会获得一种额外的收获，因为你获得了机会。而且，很多的情况会让让你情不自禁地产生疑问：‘你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吗？’”
毫无疑问，对于建筑这个行业来说，当前这个时代简直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黄金时期：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建设浪潮，再加上对品牌设计的巨大需求，都为建筑师们创造了一个功成名就的绝佳的时机。俗话说，“每一座城市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毕尔巴鄂(Bilbao)。”1997年时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在这座城市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曾经轰动一时。每一位建筑师都渴望承揽姿态鲜明的委托，以此来博得世人的赏识。
在争论中遭受攻击的建筑之一是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为中国的国家广播权威机构——中央电视台(CCTV)——设计的规模庞大的总部大楼。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小规模的城市。北京这座城市的天空中到处都是高耸着吊架的建筑工地，几乎每一位外国知名建筑师都在这里拥有工程项目。2002年，库哈斯先生在刚刚承揽了这项工程时就暗示说，到这座塔状的建筑——庞大的镂空雕刻梯形建筑物——完工时，中国对于电视广播的审查制度可能也已经发生变化了。(目前这一建筑项目已经基本完工。)
要有金钱作保证
库哈斯先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市场力量都会战胜意识形态。他也因为持有这一观点而闻名业内。许多人解释说，这种看法可以有助于避免棘手的难题，同时也非常清晰地提醒人们，在西方社会里，只有金钱作保证才能够促成最具有雄心壮志的工程。
“我一直认为雷姆·库哈斯宣称的这种意识形态中立论存在很大的疑问，”纽约现代艺术馆(Museum of Modern Art)建筑和设计部的主任贝理？柏格多(Barry Bergdoll)说。“我希望所有的建筑师都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他们能够战胜它。”
库哈斯先生拒绝接受针对本文的采访。
在西方，建筑师们在道德问题上也同样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许多建筑师拒绝设计监狱；其他一些则回避设计教堂。去年，耶鲁大学建筑设计学院院长罗伯特·斯坦恩(Robert AM Stern)就因为接受委托，要为位于达拉斯的乔治·W·布什总统图书馆进行建筑设计，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和指责。
斯坦恩先生耸耸肩，对此不屑一顾。“我是建筑师，”他说，“我不是政客。”
发挥文明与合作的精神
许多建筑师坚持，对于他们来说，建筑比政治更重要。洛杉矶建筑师艾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一边指着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抗议时拍下的著名照片，一边说道，“我在自家的墙上挂着一幅自己站在坦克前面的照片。但是，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工程。”
莫斯先生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一些建筑设计，如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歌剧院。与此同时，他还为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Almaty)设计了大型庆典广场——共和国广场。这个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被同一位独裁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统治着。
许多象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一样的建筑师下定决心在中国进行建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促进东西半球的交往，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当然，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要提出疑问，”霍尔先生说。“但是，既然我是一名建筑师，我就有责任在工作中发挥国际文明和国际合作的精神。每一位建筑师都应该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提起了自己在北京设计建设的面积多达200万平方英尺的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建筑综合体。这座建筑配备了多达660个井口的地热采暖系统。“我们正在建设的工程是北京城市建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绿色社区，”霍尔先生说。“这座建筑堪称各种各样的城市建筑的典范之作。”
想法大胆、超前
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想法更是超前，他们宣称，他们建设的工程将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宣称，他和自己的搭档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共同设计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Olympic stadium)将会为北京市民长期提供面积巨大的公共绿地，“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说改革——整个社会。”
“主动参与是推动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最合适的途径，”他说。
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权力与建筑：有钱和有权的人们是如何改造世界的》(The Edifice Complex：How the Rich and Powerful Shape the World)(企鹅出版社出版，2005)一书的作者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对此看法表示同意。他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奥林匹克运动场释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开放。“在那座体育场中，人们可以相互看到对方，而不是被某一领导居高临下地俯视，”他说。“在那里，人们可以尽情地体验一下民主的感觉。”
他把自己对这一场馆和对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在北京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视觉感受进行了对比。“国家大剧院座落在一个湖中，围在四周的框架结构就像坚固的城壕一样，好像是在说‘禁止入内！’”他说。
明确自身的立场
安德鲁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这样设计大剧院的初衷是表现出一种欢迎的姿态，而不是胁迫。“我希望这座建筑不仅仅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是把它建造成城堡或是办公大楼的样子，周围绿水环绕，绿树成荫，”他说。“这是一个承诺。观众们会享受到这种感觉的。”
“这座建筑是在中国历史的特定时期建设的，”他补充说。“这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并下令建造的，但是这是为中国人民建设的。没有人能够让我放弃这一念头。”
许多建筑师则认为，有些人觉得他们能够改变社会，摆脱出资方的管理和控制，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自私自利的。
“有时候，建筑师们会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超越政治冲突，”美国建筑协会纽约分会执行主任弗雷德里克·贝尔(Frederic M. Bell)说。“我认为，那样做是没有任何诚意的。有时候，要想从那些和自己的立场不一致的国家获得建设委托是十分困难的。”
《建筑师报》(The Architect’s Newspaper)的创始人兼编辑威廉·蒙凯英(William Menking)最近写道，“以提供高质量的设计为托辞来证明自己在中国工作是正确的，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狡猾的说法。”
为委托权而竞争
“为希特勒进行建筑设计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可能也会讲出同样的话来。建筑物本身与政治无关，但是建造的过程，为那样一个政府建造，就是一种与政治有关的行为了。”
大量的事例说明，客户们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他们委托设计建造的建筑物是无法分开的。比如，建筑师路易斯·勒沃(Louis Le Vau)在凡尔赛建造的宫殿就体现了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的观点；施佩尔在纽伦堡建造的阅兵场，虽然是古希腊建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赞美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不断壮大的实力。
在1934年举办的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经过竞争获得了修建德国展厅的机会，而这个展厅上恰恰有德国纳粹党的标志——万十字章和鹰旗。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主动向墨索里尼和法国的维希政府献殷勤，以期获得他们的建设项目。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之所以臭名昭著，除了因为他的对纳粹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之外，还因为他曾经声称，如果给出的价格合适的话，他时刻准备着为斯大林进行建筑设计。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全球的600多位建筑师——包括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和艾莉森·史密森(Alison Smithson)夫妇——为了获得给伊朗国王修建巴列维国家图书馆的委托权而展开激烈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时，包括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在内的建筑师们为了给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巴格达设计一个清真寺而展开激烈的角逐。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与建筑学和帝国的存在一样有着久远的历史，”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的柏格多(Barry Bergdoll)说。“最终，建筑师们出卖了他们的设计服务。”
建筑师们欣然地指出，独裁者——或者象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建筑建设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中国建筑业的繁荣可以证明这一点。“权力越是集中，在建筑方面所需要做的妥协就越少，”建筑师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说。“因为设计和建设要求也会更加明确。”
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是哥伦比亚建筑学校的前任校长。他说，“许多最令人惊异的建筑之所以能够得以修建，就是因为独裁者的存在。”
“建筑总是与权力和巨大的兴趣紧密相关，无论是财政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他说。
不过，“有时候，建筑会被人们认为是政治制度的体现，”他补充说。“那么，这时候就成了一个问题。无论谁都得相信这一点。”
而且，建筑到底是否是政治的体现，有时候也很难进行明确的区分。无论是曼哈顿的废墟中心(可以想一下“自由大厦”(Freedom Tower))，还是中国为奥运会所修建的一系列的建筑设施，这些都深深地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建筑师的风险
阿布扎比希望能够把自己建设成中东和亚洲文化的目的地。这里有法兰克·盖瑞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古典博物馆——这里将要展览来自巴黎卢浮宫的展品，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表演艺术中心，还有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Tadao Ando)设计的海事博物馆。人权组织已经发出警告，这些建筑师会面临风险，因为来自贫困国家的建筑工人不得不遭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很长时间的剥削。
“我们正在督促他们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们以及他们的承包人遵守最佳的惯例，”人权观察组织中东和北非分部(Human Rights Watch’s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division)的副主席乔·斯托克(Joe Stork)说。“他们的典型反应是，‘我们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我们对此的回应是，‘所在国的法律并不一定合理’。”
建筑师托德·威廉姆斯(Tod Williams)和他的妻子兼助手比利·茨延(Billie Tsien)目前承接了亚洲协会香港分会的建设工程。他说，“我们不会到阿布扎比工作，除非我们确信所建设的工程有助于当地民众。”
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萨迪奇先生(Deyan Sudjic)表示，在上个世纪中，建筑所蕴涵的独裁者的野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现代主义运动出现的早期，他说，建筑师们被鼓励去努力实现一些乌托邦式的目标，如社会住房，但是这些承诺最终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政治情感的外衣
“我有一种感觉，人们对于建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建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萨迪奇先生说。
“现在的建筑师们小心翼翼地为每一个建筑都强加上一层情感的，政治的外衣。这实际上有点强词夺理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逃避的借口。”
许多建筑师并不支持其中的哪一方，他们一般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决定。“在法国，我拒绝为极右的党派工作，”努维尔先生说。“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有充分的理由表示赞同，因为你所进行的建设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哪一个客户。你是在为一座城市进行建设。”
对于李布斯金先生来说，他在去年冬天发表的评论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说，他不会在中国大陆谋求任何建设项目，但是他却为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栋多媒体大楼进行设计工作，因为香港的法律体系更为健全。“我的建筑不得不走公众路线，”他说。
不过他补充说，他并没有完全关闭为北京政府工作的大门。
“如果他们问，‘你能否为我们建设一座民主中心？’”他说，“我想我会是第一个举手同意的。”
陈战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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