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标志性建筑的规划者所传递的隐含信息是：李约瑟之谜已经解决了，中国又回来了。

　　无神论的中国现在成了一种非常世俗的朝拜形式的目的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蜂拥而至，观赏——偶尔也会批评——北京拔地而起的宏伟新建筑。

　　其中一些建筑与奥运会有关——如蓝色“水泡”墙在暗夜中灼灼生辉的水立方(Water Cube)游泳中心；由于其联锁钢梁结构而被称为鸟巢(Bird's Nest)的国家体育场(National Stadium)。

　　但建筑热潮不仅仅与奥运有关。工人们正在进行中央电视台(CCTV)新楼的收尾工作。荷兰建筑师雷恩·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这座大楼是一项工程成就，把两座Z字形塔楼连在了一起——库哈斯的一位同事称之为“亲密接触时刻”(moment of intimacy)。（还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形容它的北京人，给它起的礼貌绰号是“大裤衩”。我可不会告诉你那个粗鲁的绰号。）

　　尽管人们在谈论奥运会可能组织得多么好，建设工作的效率有多高，但在这个奥运年，关于北京建筑的各种议论，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现在“酷”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率，而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技术甚至是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一再显示，它能够制造廉价可靠的产品。但一个“酷”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有风格感觉的地方，拥有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争相效仿的本土品牌，还应该是一个创新活跃的自由之地。

　　在一本关于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新书中，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趣味盎然地讲述了中国过去是怎样的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的故事。李约瑟是一位剑桥(Cambridge)学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记录中国的科学成就。书末用一份长达10页的清单列举了中国的各项发明——李约瑟曾计算过，一个世纪有15个。许多人知道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来自中国，但仅以字母“S”开头的条目就有37个，包括地震仪、水闸、钢铁生产以及李约瑟所称的“尿类固醇”。然后在15世纪左右，创新停止了——这就是西方人所称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question)。这些新标志性建筑的规划者所传递的隐含信息是：李约瑟之谜已经解决了，中国又回来了。

　　如今，人们无法逃脱中国精力充沛的雄心和复兴意识，从北京极其前卫的现代美术馆和枯燥乏味的音乐表演，到令人眩目的大学毕业生及专利审批统计数据。然而，最终结果似乎总与炒作内容不甚吻合。

　　奥运会产生的兴奋，应该令其成为中国公司向公众推销自己的完美契机，地方电视充满了赞美运动员实力的欢快广告。但很难想出有多少中国品牌真正抓住了国内公众的想象——更别说国外了。

　　许多人对李宁(Li-Ning)寄予厚望，这是一家由奥运会体操项目金牌得主创办的运动鞋公司。但在激情吸引力方面，它还是远远落后于行业巨擘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今年夏季，这两家公司的所有知名人物都会来到北京。李宁获取国际吸引力的尝试一直比较分散——它已经与沙克·奥尼尔(Shaquille O'Neal)达成了交易，但在奥运会时它还会赞助来自苏丹的队伍。

　　尽管研发支出数据非常惊人，但在中国要找到真正有创新力的公司仍然并不容易。很多事情妨碍了中国的科技干劲：没有经验的公司缺乏融资渠道、古板的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科技工作中注重数量甚于质量，以及学校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

　　开放社会也许充满了复杂、拖沓和作秀，但它们也善于创造和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北京新建的偶像建筑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那些建筑不是本土创造力的产物：它们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其功能往往是展示国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