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越南金融风波正在被“好事者”放大为一场“轮回版”亚洲金融危机，被看作是热钱攻击力的又一个可怕的佐证。事实上，我们非常怀疑越南是否有资格充当成为亚洲金融危机“导火索”的角色。相反的是，越南为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嗜好”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惨痛的镜鉴，越南的严重通胀被虚假地陈述为累计400亿美元外资流入所产生的（即通胀是“外生”的），这并非是事实。真实的故事是越南并没有对本国的强烈信贷冲动实施控制（有点类似于92年的中国信贷过热,以越南本国银行信贷的增长率来看，2006年增长率为29%，而2007年则上跳到54%。以M2的增长率来看，2006年的增长为34%，2007年则达到54%，基本上奠定了通胀的走势），没有遵守一种合理的货币纪律。另外，一些左派人士谴责越南实施了“华盛顿共识”，陷入了自由化的陷阱，这种谴责相当可笑。扩展经济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而越南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理解货币纪律、经济自由和政府合理规制之间的关系，从而陷入了一种混乱的盲目当中。

　　当然，这种判断也许有点忽略历史感的轻佻，就像很多平庸的学者在越南出现金融动荡时大谈“越南对外开放的过于激进、没有对等的抗风险能力”这样看似正确而很垃圾的废话。其实，我们需要还原一些历史情境，来体会越南选择现在的“路径”的缘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一直是个“学习型国家”，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是它的导师，它也在这两个导师间徘徊不定(例如长征主政和黎笋当权，路线完全相反）。可怕的是，越南还学习过中国的文革和大清洗，这也使得黎笋以后的当政者对中国存在某种看不起，压制华裔政治势力是越南每个当政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越南最近对宗教势力的看管松了一些，但是对华人势力还是异常警惕）。

　　1986年后，越南开始“革新开放”，基本上效仿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初期也引入“双轨制”来刺激农业和工业生产（这是一项过渡政策），随后，越南像中国一样，以无比的热情来欢迎外资。

　　越南一直试图超越中国“导师”。但令他们一直沮丧的是，中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的综合能力一直远在越南之上，这使得人口密度较大的越南在制造业方面并未得力。越南人曾经表示，“尽管越南人工便宜，但很难用中国的方式来和中国竞争。”

　　越南1975年统一，南越势力一直成为自由化的代表，随着时间推移，对北越形成了某种政治区位上的制衡(总理阮晋勇就是来自胡志明市，即南越时的西贡），这非常明显地作用于党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上。比如总理阮晋勇默许局部私有化政策，而国家主席阮明哲则反对这一做法。

　　另外，在意识领域，越共也非常复杂。越共的早期领袖胡志明自称自己是个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林肯的信徒。这一思想资源也使得越南1992年的修宪中，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改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有趣的是，今年4月15日，越南悉数高层参拜越南历史首位君主雄王的国祭，试图在历史中寻找道统资源，寻找神的记忆而不是固守无神论的教条。也许正是这些不同点，使得越南必须在国家战略上找到另外一个导师，当然，同时保留中国的“导师”地位。

　　这个新的导师是新加坡。新加坡也是一党独裁，亚洲著名的独裁者李氏家族管辖的人民行动党一家独大。

　　新加坡提供越南的经验是：扩展外资进入的自由度、用反腐保证党权的合理性、纵容劳工权利以及淡马锡式的国资控制模式。而越南基本上吸纳了这些方式。对外资进入一再降低门槛、让总理阮晋勇负责反腐，阮以反腐为武器来控制省级扩权、越南此起彼伏的劳工罢工运动让越南制造业的外来主体投资者——台商感到头疼，也使得在越南最能产生技能积累和人员就业的制造业并没有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锋芒。坦率地说，如果越南真想在全世界吸引产业资本的亲睐，劳工权力就必须进行限制（我一直主张建立劳资平衡，但强烈反对劳工有罢工权），尽管这是残酷的历史逻辑，但却是通行而有效的方法论。

　　很显然，新加坡成功的条件并非适合越南，新加坡的经验往往构成了越南的“黑暗面”，例如越南的“农转工”进程并未加速（越南也是农业国，需要农业资源工业化）。越南也不具备为外资提供高级金融服务的可能,越南股市大多是外国人来主局，成了外来人的输赢舞台；反腐虽然部分推动了政治文明（例如国会议员可以公开质询最高领袖），但却造成了内部势力的争斗和经济政策的不稳定。例如阮晋勇最近查处的赌球案。世行援助的巨额资金被挪用成赌球款，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女婿参与其中。

　　我们认为，越南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政策方向和方式。经济自由化的方向是正确的，越南需要创造条件让外资更愿意进入制造业领域，提高越南的整体人力资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80%以上的外资对制造业都不感兴趣，只对地皮感兴趣。越南人靠卖石油和煤炭是没有出路的。热钱的流出会对越南造成一些伤害，但过度害怕外国资本、强调民族经济的安全和封闭化管理造成的“左派思维”危害更大。越南的通胀和股市房市腰斩很大程度上是本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而这一宽松政策又同其派系化的政治结构有着直接关联，这将体现在越南银行未来的坏账规模上（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非常糟糕，因为本国人卷入到资产泡沫并不深）。我们认为，越南其实可以实施“美元化政策”来斩断其货币政策的“恶之源”，尽管越南和美国交恶过，丢弃面子上的考虑，越南作为小国模型完全有条件实施“经济美元化”，这种美元化策略要比“资本管制”好，尤其在面对抢购潮式的恶性通胀方面。同时，美元化也可以保证越南过去“外向”政策的成功。当然，这种美元化策略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稳定的基石，在合适的时候越南也可以做出合适的改变。

　　最后，我祝福越南，祝福越南好起来。虽然中国人在狡猾的越南人面前无端端地有优越感，但是，中国人其实根本不配有这样的优越感！根本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