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的经验，是从杂转博，从博变专，从读转听，到最后只是思索，连听也懒得听了。

　　1992.01.10的旧文

　　我们的祖先要鼓励青年读书时，说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可轻信也。假若读书会使人大富大贵，可把美人左拥右抱，我今天还怎会有闲情逸致替《壹周刊》写文章？黄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对我来说，二者之乐，皆不及读书。书可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而读的。

　　毋庸讳言，我是个读书“专家”，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六五年起，我很少读书；一九六九年后，读得更少；到港大任职九年，我没有到过图书馆一次。这是个有趣的转变。我读书的经验，是从杂转博，从博变专，从读转听，到最后只是思索，连听也懒得听了。

　　是的，我少年时书读得不好，可能是因为读得杂，学校教的我不闻不问，但课外的什么唐诗宋词、水浒三国、古文诗经、东莱博议、武侠小说、象棋书谱、掌相奇经等等，却读得津津有味，且往往过目不忘。进了大学，我由杂而博。经济学以外，我对逻辑学、历史、人类学、艺术历史等等学问，都有很大的兴趣。即使在主修的经济学内，我的阅读兴趣也包括价格理论、对外贸易、福利经济、经济发展等等。

　　进了研究院后，我从博变专。起初是专于价格理论；过了不久，就专于价格理论中新兴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问题。到了写博士论文时，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上，以及当时无人问津的合约理论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内的朋友认为，在经济学报上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是我始创的。

　　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坐下来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其时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资料，但少看的是书。好几家学报邀请我作评审员，我于是逼着读到不少未经发表的文章，觉得十之八九都不堪一读。六九年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评审文章的学报越来越多，不胜其烦，就避之则吉，推却所有评审的任务。

　　既不读书，也不评审，剩下来的时间当然是什么也不读了。自己专心研究合约理论，同好的有什么奇招怪着，总要找我研讨。于是，我不读而听，但到后来，我想我的，他说他的，我听而不闻也。

　　以上所说的读书经验，从杂而博，博而专，专而听，听而不闻，可不是我自高身价。杂转博，博变专，是很多人的读书经验。这是因为书读得多，就不期然地要一舒己见，而这样做，先博后专也许是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然而，从专而变为不读，以至听而不闻，在学术界我应该是一个少见的例子吧。这个例子我不容易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觉得书中所述的，或同行口中所说的，来来去去似乎都是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闷得怕人。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若真的要一舒己见，越少受他人影响越有意思。

　　独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着无际的天空，半点约束也没有，其舒畅的感受难以形容。但在没有进境时，这样的思考很寂寞，有时觉得苦闷之极。然而，思想既然进入了四顾无人的天地，我不容易从这天地跑出来，找同行的朋友研讨一下，因为觉得自己所思索的，说来话长，提不起劲从头解释或细说端详。是的，我没有向同行的学者朋友提出自己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习惯，已有十多年了。

　　于今回顾，在寻求学问中我觉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老老实实地用功读书大约有四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图书馆内，我自己占有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把自己要读的书都搬进去，带了干粮(地上可以睡觉)，不分昼夜地一读数天，不明白的问题都记起来，一出馆门，找老师发问去也。如此读读问问，问问读读的，每过几天都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其欢欣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今天觉得是老生常谈、闷得怕人的学问，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觉得很新鲜，对自己的思想很有冲击性。当时，我觉得这些知识是一个大金矿，应有尽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我于是惟恐“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每天睡三几个小时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读的书读之不尽，几位高手教授乐意指点迷津，仿如进入书卷之桃花源了。

　　是的，读书是一件很热闹的事，很够刺激，但同时也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独行独断”的思考，毫无约束，使我感到舒畅，不过有时很苦闷，往往寂寞随之而来；而不闻不问的行为，不免使行内的朋友们觉得我是一个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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