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承孝相藉著作《建筑，思维的符号》中文版出版，在北京举行演讲会。4月26日，承孝相再次来到北京。本报记者在他下榻的建国饭店对他进行了专访。

　　B=《外滩画报》S=承孝相(Seung H-Sang)

　　B：你师从韩国现代建筑泰斗金寿根，并追随了他15年。

　　S：我从首尔大学开始，就比较熟悉金老师了。有一次，我还在读大学四年级，去见金老师。当时他的腿受伤了，被石膏和绷带固定着，翘在桌上。我觉得他那个样子很有感召力，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感召力。朴正熙也有这种霸道气势，我也是不喜欢的。那时我就想，不管将来我混得多么糟糕，都不会到金寿根的空间综合建筑事务所来工作。

　　快毕业时，有一堂纪念课。之前，我不怎么上课，但那堂课的教授我很喜欢，于是我难得地去上课了。课堂上，教授问每个学生，毕业后去哪儿？出路是什么？唯独没有问我。我想，也许教授已经忘了我了。但是下课时，教授把我叫到跟前，问我愿不愿意去金寿根的空间综合建筑事务所。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我准备出国留学。但是我不好反驳教授的话，就答应了。教授当着我的面给金寿根打电话，说，有个学生非常棒，你就用他吧。然后我就一言不发地去了“空间”，跟了金老师15年。世事真是难以预料，正是这个世界把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B：你的第一件作品，是为遇刺身亡的朴正熙设计纪念馆，而朴正熙正是你最憎恶的人。你从这里开始建筑生涯，挺有意思的。

　　S：朴正熙是一个独裁者。我上学时，经常参加罢工，几乎没有好好学习。毕业后，我在“空间”接触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朴正熙纪念馆，那是为纪念韩国“解放”30周年而建的，其实是宣扬朴正熙上台之后飞速发展的经济。纪念馆里包括一个传统和历史馆、一个现在和未来馆，我负责的是后者。

　　那时，政府派了官员来监督工程，我总是骂他们，跟他们非常激烈地争吵，他们威胁要把我抓起来。有一个官员，是从总理秘书室出来的，他在喝酒时劝我，那些官员的爱国方式和我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不用改变自己的想法，只要做建筑就行了。当时我想起了一位前辈的话，他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位师兄。师兄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师兄劝我好好做建筑。自那以后，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建筑上了。

　　朴正熙纪念馆开馆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那是一个临时建筑，过了没多久就拆除了。

　　B：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你的解脱之道。是这样吗？

　　S：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建筑，要么喝酒。我非常讨厌政治，但是政治总跟着我，让我越来越头疼，越来越难受，实在活不下去了。选择建筑，也许是为了逃避政治吧。

　　B：你的老师金寿根也告诫你不要靠近政治，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政治避无可避，金老师为什么还要回避？

　　S：如果在建筑里掺和了政治，建筑会变得不纯粹，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本质，会很夸张。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才一直回避政治。

　　B：但事实上，建筑，尤其是大型建筑，很少能摆脱政治因素。

　　S：其实建筑就是政治，非常高度的政治，也是空间的政治。从古代开始，伟大的政治家、独裁者都会利用、活用建筑师，比如杰斐逊、希特勒，他们身边都有建筑师。重要的是，建筑师用什么理念，做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建筑。用善良之心做一个善良建筑，这应该是建筑师的初衷。所以，如果建筑师排斥设计带有政治色彩的建筑，这并不正确。

　　B：以你现在的心态和经历来看，你会拒绝设计政治建筑吗？

　　S：不会，我更关心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方式转换建筑语汇。比如一个很糟糕的提问，只要回答得好，提问也会变好。

　　B：如果说1980年，你是出于对朴正熙的继任者全斗焕的失望，而去维也纳求学，那么仅隔两年，韩国还处在全斗焕的统治中，你为什么又回国了？

　　S：我是在1980年8月离开首尔，去维也纳的。当年5月“光州事件”爆发，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不能在韩国生活，只能逃避，去维也纳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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