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建筑是有生命的，我相信倒不是因为那些砖块和水泥会说话(虽然建筑师路易斯·康曾经这样诗意地作比)，而是因为建筑是由地上生长出来的缘故。

　　记忆是城市的灵魂。

　　——建筑师罗西

　　最近我一位中学同学把她MSN的签名换成了“我的家在水底下”，我问啥意思，回答：三峡水库淹没了我本来的家，过去没有了。是的，到明年九月，我们的家都将在水底下了。今年一月，我曾在艺术装置《三峡单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因为记载我们共同记忆的城市将永眠175米的水底(2008年9月三峡库区第3期蓄水水位175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故乡已经不是那个故乡了——回忆起来，这事真令人伤感！

　　九月，在我的家行将沉入水底之前一年，我回到了那个承载我少儿时代所有记忆的场景之中。经历巨大的城市催化，万州由一个存在了数百年的独立城市，一夜之间被“重庆市万州区”这个行政称谓所取代，对于市民而言，作为直辖大都市之一部分的短暂新奇感迅速被万水千山的事实地理距离所化解，取而代之的是不上不下的尴尬。

　　这种尴尬最真实地表现为滨江路上的一个典型对比图景：原来巍峨挺立于半山的西山公园钟塔、朝暮间钟声与长江上的轮船汽笛声遥相应和，多么意境悠然；现如今，钟塔的所在已经平整成为滨江路的一部分，不再有居高临下的地势，不再有沿着长满青苔的长阶拾阶而上的距离，不再有参天树木和动听鸟语的映衬……

　　钟塔紧临着新造的牌坊大门，显得颓唐而矮笨，50米开外就是喧嚣的马路和新建的体育场馆和高楼大厦。乡友哀叹：钟塔死了！如果读者有机会和我一起亲临，一定会相信这说法并不夸张。多少年来，许多人就是在以西山公园钟塔为背景的长江码头作别这生养自己的城市，走向更大的城市……，一种建筑场景的消亡伴随着集体记忆的消亡，突然让人觉得没有了“根”，似乎只有用亲人的别离才能形容那种空落感。

　　如果说建筑是有生命的，我相信倒不是因为那些砖块和水泥会说话(虽然建筑师路易斯·康曾经这样诗意地作比)，而是因为建筑是由地上生长出来的缘故。建筑与大地、树木以及周遍的事物共同形成了承载无知少年的嬉戏和垂暮老人的呢喃的空间和场所，它与建筑本身的美丑并无必然的关联，而是那些拼贴在一起的事物和场景，随着岁月流逝，见证人间沧桑，让我们越发在记忆中珍藏，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比起如贵妇落魄街头的西山钟塔，那早已经长眠滔滔江水底下的万安桥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它至少在我们心里还保留了一个长久的原貌！

　　　 俯瞰马丘比丘山宏伟的建筑遗存，在敬佩古人之余，让人感到的是无边孤寂；沉睡在火山灰下的庞贝，无论发掘出来的宝藏多么诱人，依旧毫无生气可言。即使是欧洲建筑文明发源地的雅典卫城，悲观一点来看只不过是解剖古典柱式的一群石头木乃伊。“建筑是有生命的”，那是诗人的牵强附会和建筑师的一厢情愿。即使建筑真有生命，那也是在说建筑的集合(从物质上而言)场景——街道和城市，而这生命的源动力，在于人们行动和思想上的关联。

　　　 所以，当我行走在自己家乡的新城，宽阔的马路和千篇一律的新建筑让我分不出所在。到处都是新工地，每天都有人在搬家，左边是上海街，右边是香港城……。我的家乡太新，满街都是建筑、车辆和人群，但在我眼里似乎空无一物，除去了时间因素，它只是一座三维的物质城市，和别的地方没有分别，与我的记忆无关，以至让我迷失。数年城市化带来之巨变对于一个在巴山坳里寂寂无名了上千年的西南小县城影响如此深远，可以用“惨烈”二字来形容：几乎所有人的家都将长眠水底，数代人的记忆则被连根拔起，唐朝县志中提及的地点将有待未来蛙人找寻。电影《落叶归根》里那个找不到家的刘全有，作为一个死人而自始至终不能言语，但作为生者的集体呢？似乎同样失去了言语的权利和能力。

　　　 作为本地建筑和艺术界盛事之一，即将于2007年12月开幕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将以“城市过期及再生价值——推陈出新(CoER)”作为主题，讨论城市的非永久性。这场由马清运掀起的对于城市生命周期的讨论，对于当下剧烈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深有现实意义。

　　2005年张永和曾以“城市，开门”为题对“城中村”进行了探讨，却丝毫未能改变此后外科手术般的全面拆建和开发的滚滚浪潮。这一次，马清运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城市化”这个命题，只不过他用了“城市过期”这个颇具新意和争议的提法，试图由此出发来引起一场关于城市非永久性的讨论。诚然，如果我们不再相信稳定的价值，不再拥有记忆、理想和热情，哪里还有什么永恒的建筑或城市可言呢？建筑和城市，都将不再有生命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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