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家天下”的梦想当中也许天然有着一种温和而温馨的色彩,这种色彩被移植到了李爱君的“桃源居”当中。
2007博鳌房地产论坛,李爱君随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出席了此次盛会。论坛期间恰逢她的生日。
李爱君
8月16日晚,博鳌凯宾斯基酒店灯火通明。李爱君的住处被安排在万泉河畔的一套别墅,与潘石屹落脚的别墅毗邻。2007年,在深圳航空城的事业进一步拓展的时候,李爱君决定亲自出席博鳌房地产论坛。
李爱君第一次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展示桃源居,她带来的依然是她自身对社区的思考与理解,这是这个深圳地产界的女强人的价值理解。
事实上在多次与李爱君的接触当中,你能发现属于他们那一代人对价值观的理解与追求,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虽然这种追求可能随着自身的阅历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升华,但这种追求的信念本身是坚定的。
这也许是那一代人自身理想主义的激情使然,李爱君如是,任志强如是。但如果你分明在任志强身上发现那种刚硬的意志的话,那么李爱君的这种追求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柔情与温和。她是在追求一个和谐的社区,一种在建筑形式下幸福生活的未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许发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种种冲突与裂变中,李爱君对和谐与平衡的追求当中那种天生的悲悯因素,这种因素结合她与深圳桃源居十余年来的风风雨雨便有了更多的内涵。女人的“家天下”的梦想当中也许天然有着一种温和而温馨的色彩,这种色彩被移植到了李爱君的“桃源居”当中。
以下是《观点》在博鳌房地产论坛前后对李爱君的专访。
《观点》:桃源居也许是全国首个提出社区开发商概念的企业,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李爱君:社区开发商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国际上这个概念本来就有。现在国内的开发商可能更多的重视住宅开发,房子建完了就走了,把业主丢给政府,丢给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社区开发商除了注重建筑产品开发之外,还有社区的经营,桃源居规划居住人口5万人,我不可能建完了房子就把5万人丢在这里了。当初这个社区土地进行出让的时候,政府就已经把百姓的福利、政府的公共服务和企业家的开发责任融为了一体。
1992年,我们根据这个规划,经过了八年的前期开发,期间,经历了中国地产的高潮到低潮,经历了1998年的金融调控,到2000年我们从土地的成片开发到大盘开发。我们出国学习了40个联合国人居经验,又请来了香港理工大学完成了桃源社区国际发展规划。这一切就是开发商在开发时不是把房子作为企业的产品,而是将如何营造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作为企业的产品,这样我们就要在规划开发时,围绕如何营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把就业指标,把对老人、妇女、儿童、弱势群体所有的关注,生存的基本环境落实在我们企业使命里。
《观点》:在桃源居社区里其实很多政府做的事情开发商自己给做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爱君:社区地产商房屋的附加值有很多,比如说有人卖楼送电器,我们这个社区的附加值是社区的服务和福利,营销时是不能作为附加条件的,但是作为百姓的生活,买了桃源居的房子,同时享有了开发商的开发管理,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和社区上下一心各尽所职的市场服务,各种民营机制的服务体制,又派生出了社区的福利,因此中央八部委将桃源居确定为示范社区。
作为开发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社区建设时期我们可能要帮助政府搭建一个社区服务平台。因为在社区建设伊始,政府可能无法顾及到一个新兴社区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等等,但这些东西对于生活在社区的老百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一部分的建设一开始是我们自己来做。
但是我认为一定的人群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开发商的企业职能无法解决党务、政务和警务等应该由政府执政党来行使的职能。社区到了一定的规模,政府应该介入。所以我们就把一定的公建设施移交给政府,而我们则搭建了硬件平台。
社区基础服务是这样,同样,一个社区本身要有一些便民、利民的公益组织与慈善事业,这个是社区逐渐成熟后的要求,因此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作为便民和利民的公益和慈善事业,政府授权我们在深圳成立社区居民慈善组织,这个组织是为了达成社区的公益性和福利性,按企业运作的组织,是永久的慈善机构。我一次性投资之后,就交给了政府,由民政部门派出机构在社区建立起永久的公益性机构。
《观点》:您的意思是说,社区开发本身要注重政府与社区本身的统一性?
李爱君:是的,我们称之为六位一体,即党委、工作站,居委会、开发商、物业公司、业委会,还有民非企业。六位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宝安区区长、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以及社区社长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是正面的、阳光的。
我们建设社区要考虑的可能是怎么替政府减少困难和麻烦,替业主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这种关系远比当前部分开发商在处理政府与开发商的关系上的潜规则关系更有效,我们是在减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
《观点》:桃源居的模式正在被复制,这种复制有要求吗?
李爱君:我们在找新的开发机遇,比较现实的可能是重庆,现在重庆也有桃源居。和所有的地产商都不一样,政府的五套班子社区意识强,且认识统一,我才去。所谓意识强,认识统一,指政府卖地时是不是只考虑地价,有没有考虑到百姓公益性和福利性的生活?政府的公共服务怎么和企业的规划进行良性对接?开发商撤离时如何交给政府一个完美的社区?而政府又如何令百姓过好生活呢?因为土地出让第一是主体资格筛选,第二就是有没有派一个强有力的成功职业团队,第三个就是企业的银行资信实力够不够,所报的社区规划是不是与城市能够互为一体,又能够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再一个就是社区的开发和后续的管理,有没有体现出把百姓的人居环境的利益放在土地合同中。如果能达到以上条件我才会考虑开发新的项目。
《观点》:社区本身的成长条件是您考虑的重点?
李爱君:可以这么说,开发商买地盖房子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但是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是企业的公民责任,我认为一个商人应该创造良性健康的经商环境,就像我们的硬件——自然环境是一样的,你砍一颗树,我挖一座山,出现沙尘暴了,我们再来进行治理。商业环境坏了,百姓都来骂开发商,政府也来打开发商,法律制裁开发商,最后不得不把钱拿出来。而积极、自愿、主动做好自己身边的事,我认为是开发商,是当今时代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商以国为本,企以民为先。
《观点》:可能在当前的社会大多数人是以谋利为主导,房地产开发也是一样吗?
李爱君:赢利当然是商人的基本要求,但一个项目,你可以算出盈亏,一个集团可以算一个集团的盈亏,我们一个人做生意可能用10年20年做一个项目。我觉得应用一生来算盈亏,假如说人是一,人的财富就是零,我们追求一生的财富谁也拿不走。比尔·盖茨最后还是把钱拿出来,李嘉诚也拿了出来,如果我们商人现在能够划掉身上一个零,让千百人能成为一,我的财富就是一零一零,既有人生价值的财富,又有人生人品的财富。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灵的安慰,富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尊富帮贫,我们不应该再回到仇富欺贫,再有阶级斗争。现在的社会更需要一个平安和谐的心态,不要让百姓焦虑和孤独。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比你低层次的人。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亏,只不过拿了一笔钱,付出了精力,帮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最后我们也收回精神与物质了,无非是盈多盈少的,损失的是一份你自己的财力,但是收获的是一份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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