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春天，我的父母随着第三野战军的队伍进了南京城。部队一进城，就忙于找国民党逃跑后的空屋，先住进去，再行调整。我们家先后搬了10次，住过60兵工厂、汉中路被服厂、中央路400号、鸡鹅巷的戴公祠、城佐营、教练场、鼓楼五条巷、挹华里15号、大方巷56号。直到1969年，举家被迁到合肥大蜀山南京军区五七干校，结束了我们家在南京的生活。十几年后，我单枪匹马从开封杀回南京，先住御道街34号、后住淮海路31号。

　　我在南京所住过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和名人官邸。略举几处：先说鸡鹅巷戴公祠是纪念军统头子戴笠的祠堂。原先是军统的机关所在。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时，在南京上空遇大雨，飞机撞到江宁的岱山，机上的人都烧成焦炭。为了纪念戴笠，鸡鹅巷的小楼就成了戴公祠。我的父母住进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块蒋介石亲笔所书的碑文。

　　我出生不久，家又折腾到位于中山东路上教练场，住在一排半圆顶的铁皮房子里，据说那是日本鬼子养马的所在。马路对面就是明故宫机场。小小的我，犹能看见飞机的起降，被巨大的马达的轰鸣声，吓得抱头鼠窜。

　　1956年以后，我家搬到鼓楼五条巷，住在一幢非常气派的小洋楼里，是中央银行的—个经理的公馆，被—伙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人和家属挤得满满当当的，阁楼里都是住家。那时的军人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床和桌椅是公家配给的，孩子们可以任意在楼道和房间里捉迷藏，只是睡觉有固定的地方。每天早晨，十几个煤球炉子一起吐着黑烟，满楼都是咳嗽声。

　　到了1957年的春天，天上飘起鹅毛般的大雪，我家搬到挹华里15号，进了大门是两进院子，头一进院子是一幢带壁炉的一层洋房，有门厅，门厅下有燕子窝，每年它们都来此筑巢，繁衍后代。一群乳燕伸出小脑袋，唧唧喳喳叫着，等着老燕来喂食。有一年，一只小燕子从窝里掉出来，老燕围着小燕的尸体哀鸣着。从那以后，燕子不再归来。上了台阶是一个宽敞的客厅，东西各有两间房间，后门处有一间小小的门房，仅能放下一张单人木床和一张两个抽屉的桌子，当时我就住在里面。

　　后院还有一幢中式平房，格局和前院差不多，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房间，还有一个光线黑暗的走道，通往后面的一个小门。

　　在头一进院子的东南角，有个小土堆。我经常在那里和尿泥。有一年搞爱国卫生，大人们打扫卫生，铲掉土堆，里面发现一堆斑驳霉臭的物品，有青天白日勋章、委任状、刻有蒋中正字样的短剑等，立即被大人们上交了。我们才知道，白住了几年的不要房租的房子，原是一个国民党上校团长的宅院。

　　在1965年，我家搬到离此不远的大方巷56号，这里有二幢三层洋楼。临街的一幢红顶洋瓦建筑，是国民党时期的苏联大使馆。后面有花园、假山，有高大的银杏树，也有一幢带阁楼的三层洋楼。这里原是桂系白崇禧的公馆，后来，我从白崇禧的儿子，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说中，看到了他对大方巷的公馆的亲切的描述，他就是在那里度过少年时代的。1948年3月，李宗仁从北平到南京来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开始就住在这里，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李宗仁公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在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的安排下，搬到傅厚岗去住。

　　1980年代，我所住的淮海路31号大院，曾是北洋军阀时期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的公馆，孙传芳在这里吸食过鸦片，张学良在这里打过麻将，遥想当年可谓钟鸣鼎食，花团锦簇。后来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宿舍。1999年，昔日辉煌的陈公馆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从我眼前消失。

　　一座民国时期优秀建筑消失了，一段历史也消失了。我们的后代，只能从老照片中了解这些蒸发的小楼和远逝的岁月。因此，我想写一些表现民国建筑的图文书，江苏美术出版社有此远见，不失时机的策划、隆重推出民国旅游丛书，才使我郁结心中的民国建筑情结得以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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