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供《观点》独家专栏文章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更与房地产业这些年的火爆无关。

　　去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有房地产界人士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此之快，但迄今中国的大城市还没有出现贫民窟，这不能不说是房地业的一个功绩。这话似乎有一定道理。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人口，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北京、上海等这样的世界级大城市，确实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这在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是非常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即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贫民窟也曾是城市繁荣景象中一道抹不掉的伤疤。

　　对于贫民窟人们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科学的定义，一般来说是指大量人口居住在没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筑简陋，没有干净卫生的饮用水，人口高度密集，卫生条件极差，贫困人口占大多数，安全环境不好，就业率很低，教育水平低，而犯罪率高的城市社区。

　　而贫民窟的产生原因也不尽相同，世界上约的80%的贫民窟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而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无法在城市里得到合适的住房而造成的。

　　如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2%，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2000年人均GDP为3587美元，成为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也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很多儿童无法受到正规教育，多数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近30年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确实还没有出现这个意义上的“贫民窟”。虽然有的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有一些苗头，但与真正意义的上“贫民窟”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真的解决了这个城市化进程中各国都无法回避的难题了吗？难道我们真是在创造一个奇迹吗？当然不是！尽管中国的大城市中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但我们从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

　　一是相当一部分社会家庭的不完整。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不能将整个家庭迁移到城市，形成了人户分离的畸形家庭，父子不团聚，夫妻不团聚，有些外出打工农民家庭几年甚至十几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现在一些家庭纠纷案件多发与此有重大关系。家庭不稳定社会就不稳定，这种代价不会是轻松的。

　　二是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问题。据统计，中国农村目前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而与之相对应的也至少有2000万至3000万或者更多老人留在农村。特别是留守儿童成长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总结“文革”十年的教训，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毁了一代人”。这一代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人，其素质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那么下一代呢？2000多万留守儿童，加上随父母进城，但却无法融入正常城市生活的打工子弟，他们长大后会成为一什么样的人，这实在是一个无法预料，无法回答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经济问题。

　　三是为推进社会进步付出的代价。如现在国家正在推行的新农村运动，很难想象，在没有青壮年的地方如何建设新农村？一些地区农村经济凋敝，主要是青壮年人口流失造成的。

　　还有社会为此付出的其它成本。如每年的春运，2亿人城乡之间的大迁移，花费上千亿元的旅途开销，只不过是为找“家”的感觉。再有如农村家庭离婚率的提高，虽然还没有权威统计，但有多项研究认为，在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有急剧升高的趋势，直逼城市离婚率，而且离婚案件与农民外出打工有正相关性。如此等等。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贫民窟当然不是件好事，但为了防止出现贫民窟，我们为此付出代价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也要充分重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更与房地产业这些年的火爆无关，这是中国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体制造成的二元经济结症。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只能在贫民窟与城乡分裂中做出抉择？这肯定不是中国房地产界所能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