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走马灯，灿烂地笑邀所有的人坐上旋转木马

　　但对不起，我还是下车吧

　　我这生物钟一到该起床的时候，发条必定会松，这对上班族来说是个要了命的毛病，尤其是单位施行考勤制度以后，电子打卡机是决不理会你的生理故障的，于是我不得不给自己也备上一堆遵循同一个不理会逻辑的电子钟，凡是卧室的叽里旮旯处都放上一个，早上7:30，这些闹钟一呼百应，众铃声中，更有以短平快的手机唱腔演绎的“今夜无人入睡”：vincerò，vin-ce-rò……

　　等到起哄给平息下去时，尽管睡意全无，但一身的烦躁却终日难以驱散，就象近日来这五级质量的空气。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但实际人口也许已达到了2020年的1800万指标。在每天排着蚁阵、饱饮尾气、磕磕绊绊的上班途中，我时不时会长吁一声：来自黄土，归于黄土。

　　这话好像庄子说过？还是希伯来教的什么长老说的？

　　意思是：何苦呢！

　　晚上则不一样，那是美食、泡吧、捏脚的时间；或可陷在自家的沙发中，看个DVD，把玩一下各种理财计算器，与自己的钱囊来个只可发福、不准减肥的较劲；如果有人送上一张门票，那也不妨去看上一出戏。

　　于是，入睡之前，长吁就变成了短叹：人生苦短！

　　Vincerò，vin-ce-ròoooooooo……

　　北京是个1800万人口的城市，北京是个已经在透支原已匮缺的水资源的城市，北京是个刚解冻就得轮番拉电闸的城市，北京是个有风则尘土蒙面、无风则尘土压顶的城市，北京是个买完单后才想到对账的城市，所以北京才立志要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奥运。

　　上海人管这叫马后炮，这也许是上海人放炮放惯了，其实，所有中国的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并不反对城市，抱着城市，我才能做采菊东篱下的意游；才能高屋建瓴，愁白少年头；才能游完《牡丹亭》，转道798，又奔《卡萨布兰卡》，在那里看《孔雀》开屏，读《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憧憬《世界》之大；才能苦心经营资本的短线积累和长线亏空；才能在登高后感叹棒子面粥拌咸菜的滋润。

　　大概每天被闹钟惊醒、和我一起上路、不知打了多少次照面却又互不相识的新老北京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奔赴或坚守京城的。

　　城市有它的身份吗？我相信是的，城市身份是由市政外观和市民心理这一硬一软两大件组成的，如同人的身份，得品貌俱全，相貌可变，性格可改，但如果这个人没有烧成灰后还能认出来的劣根性，那他的身份就值得怀疑，所以身份是种常数，是某种前世记忆的沉淀和现世习俗的积累的合成物，是种可以认知、辨识、甄别、对证的东西。北京也有它的身份，北京的身份经历了从皇城高墙和大爷作风到通衢大道和人民公仆的过渡，然后，它摇身一变，开始患上迈克尔·杰克逊之流的整容癖，誓叫平地起高楼、天堑变环路、南水换北绿、人人成大款。

　　硬件一日三变，软件就得不断更新，要不然，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岂不更显她的老土？可惜，应变恰是我所欠缺的品质。我是那种甘愿不进则退的人，十年如一日地抱着一个铁饭碗，守住自己的地盘，有“我的”超市、“我的”烟摊、“我的”花店，甚至车轱辘一转，该喂食时还要回到“我的”加油站，有些不常用的东西一旦需要时，如果“我的”地方已不复存在，就准会丧魂落魄。有我这种死脑筋的人，面对变化，只能以不变应万变，面对与变化共生的新观念，就只会睁眼瞎、张耳聋、开口就结巴，面对在变化中似乎总能左右逢源的“同乡”，就会百思不得其解：这世界上难道就我一人傻帽？

　　北京的硬件在推陈出新的赛跑中已靠不了站，回不了头，如果说现在的北京有一个身份的话，从软件的角度来说，我不能不怀疑它是一种过客的心理，一种搭上了车就不问方向的赌博，一种群聚但不亲和的惯性，一种不断更衣换妆、誓脱傻帽的竞技，一种离开此岸、却难靠彼岸的漂浮状态，一种附和却难以认同的离异。

　　北京就象一个巨大的走马灯，灿烂地笑邀所有的人坐上旋转木马。

　　但对不起，我还是下车吧。

　　闹钟响了，7:30，得起床了，该死，如果路上没机会亲吻，晚上就在杯酒中拥抱吧。

　　《圣经·旧约》中的《训道篇》如是说：“虚像从来不是对真相的掩盖，它实是掩盖空无的真相。虚像是真的。”

　　Vincerò！

　　(作者:汤荻/艺术评论家，任职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以组织文化活动为职业，以与文字较劲为消闲)